果真，工作組進校的時候，中心小學的所有教職員工悉數到場，這個“馬靜芬”缺席了。她請假到昆明看病，沒有在規定的時間歸隊，理由很簡單：玩去了。
褚時健見到馬靜芬的時候，這個梳著兩條長辮子的姑娘，根本沒把黑不溜秋的工作隊隊長放在眼裡。馬靜芬是從邊防局下到地方的，她身上有著明顯的洋學生味道，當時稱為“小布林喬亞”，現在叫“小資”。
褚時健沒有接觸過這樣的姑娘。以他的工作經驗，一個從部隊轉業的同志不應該無視組織紀律呀，莫非有其他原因？他沒有貿然攻破這個“堡壘”，而是採取了偵查摸底的方法。每天政治學習的時候，他都到馬靜芬所在的組裡，不出聲，坐兩個小時就走。這個過程中，褚時健對馬靜芬有了進一步的瞭解。馬靜芬出身於富裕人家，父親是銀行的高管，原先在武漢，後來回到家鄉，在昆明興文銀行當襄理。馬靜芬中專畢業後參了軍，從部隊轉業後，分配到縣裡當了小學老師。這樣的背景造就了她率真、調皮、敢說敢做的個性，當然還有工農幹部身上沒有的自視清高和驕、嬌二氣。
褚時健決定找馬靜芬談話，說是讓她來彙報工作，實際上是想聽聽馬靜芬的想法。他想知道，這麼一個見過大世面的同志，為什麼要故意做違反組織紀律的事情。
起先，心中牴觸的馬靜芬直視著年輕的隊長，她覺得隊長一定認定她是落後分子，想教訓她。可從褚時健的眼裡，她看到的是真誠的關懷，馬靜芬的眼淚不由自主地流了下來。原來，從部隊下來後，馬靜芬對地方領導的一些作風有看法，她既看不慣一些同志巴結領導、溜鬚拍馬的風氣，也看不慣有的領導任人唯親、自以為是的作風。任性而敏感的馬靜芬，不知道該如何表達自己對不良風氣的鄙夷，於是選擇了用不合作的方式表達不滿。那天兩人具體談了些什麼，雙方都沒有對筆者詳說。只是從那天起，馬靜芬改變了態度，很快就成了教改的積極分子。
成家：一樣的婚姻，不一樣的生活
褚時健發現馬靜芬見解獨到、工作能力強的特點後，乾脆把她抽調到了工作隊，在通海、元江等縣參加文教改革工作。褚時健沒有看錯，不久，馬靜芬的工作就顯出了成效，全區的工作隊員都集中觀摩了她的工作方法，馬靜芬當上了工作組組長。
褚時健被這個美麗、活潑、聰慧的姑娘全身散發出來的浪漫氣息吸引和打動了。不解風情的褚時健，有了心動的感覺。不過，他沒有往更深處想，他覺得自己的條件不好，屬於家庭負擔重的人。母親死後，長兄如父，他義無反顧地挑起了撫養弟妹的擔子。當時是供給制，幹部的收入很低，自己這麼做算是理所當然，可別人呢？也願意承擔撫養、照顧弟妹的責任嗎？
說實話，這是兩個從生活背景到人生經歷完全不同的人。褚時健幹練粗獷，有著山和水的深沉和寬廣；馬靜芬聰慧敏銳，有著花和草的浪漫與敏感。和褚時健不修邊幅、土得掉渣的生活習慣不同，馬靜芬喜歡雅緻舒適的生活氛圍。從他們家儲存的老照片可以看出，花季年華的馬靜芬穿著裙子，扎著辮子，辮子上還繫著蝴蝶結。每張照片都被她精心地貼在黑色的冊頁上，每一頁都畫有花花草草的點綴。也許這所有的不同正是互相吸引的力量，褚時健把自己的心動藏在心中，沒有急切地表達。對於能不能跨過這些不同走到一起，褚時健沒有刻意努力，一切隨心。
他們的故事和那個年代許許多多年輕人的經歷沒有什麼兩樣。年輕英俊的隊長經常到馬靜芬所在的工作組檢查，見面就談工作，除此之外沒有別的話題。馬靜芬已經習慣了這種談話，這個有著寬闊肩膀的男人，他豐富的人生閱歷和工作經驗讓她感到信任和依賴。
不過，在通海時的一次談話讓一切都不一樣了。
談話是在一間簡陋的辦公室兼宿舍的房子裡進行的，室內只有一張桌子和一張小床。褚時健坐在桌子的一頭，另一頭坐著馬靜芬。褚時健低沉的聲音有些發乾，他抓起桌上的杯子喝了一口水。馬靜芬低著頭，眼睛正巧看到褚時健的手，他的手指短而粗，顯得厚重而敦實，只是指甲蓋好像很短，和別人的有些不一樣。除了這個發現外，褚時健好像還有些不一樣，想到這兒，馬靜芬突然有些發慌了。
“小馬，你覺得我這個人怎麼樣……”
“這是什麼意思，難道……”馬靜芬的腦子一下蒙了，她甚至聽不清褚時健接下來的話，心跳得怦怦響。
1991年3月23日，馬靜芬平靜地回憶：“談過話後我嚇哭了，我不知道該怎麼回答，當時我還沒有談過戀愛，連想都沒想過這些事。”
半年後，工作隊完成了任務，兩人的關係水到渠成，馬靜芬留在了玉溪。
1955年，褚時健和馬靜芬在地委舉行了簡單的婚禮。
婚後第三天，褚時健沒有回家，這讓新婚的馬靜芬十分疑惑，他去了哪裡，為什麼不告訴自己？她很希望丈夫能給自己一個解釋。誰知道，褚時健在她的再三追問下，只說了五個字：“到峨山出差。”
一種和馬靜芬嚮往的完全不一樣的婚後生活就此開始。一年後，他們的女兒褚映群出生了。
疑惑：“脫軌”的前兆
沒從那個年代走過的人，無法想象當時的環境。運動一個接著一個，人們來不及停下來回頭看看自己的腳印；整頓一次接著一次，人們進入一種集體的無意識，完全不需要個人頭腦來思考。
如果你心無旁騖，當一頭埋頭拉車的老黃牛，可能就平安無事。而如果你想對過往進行一下反思，對事情問個“為什麼”，就可能脫離軌道。當時的組織部門大概有這樣一種認識：服從，代表了一種忠誠，而忠誠是一個幹部必備的品質。
褚時健不是思想者，但他是個實千者，他時時會進行質疑，這種質疑源於生活，屬於本能。1950年的“徵糧”、1952年的“土改”、1953年的“肅反”，他提出的意見有幸被採納，這讓他頗為自得，他認為上級組織是能聽取意見、糾正錯誤的。他並不清楚這種出於本能、出於經驗的質疑，會把自己引到什麼路上。
1957年，轟轟烈烈的“反右”鬥爭開始了。
這場運動，風一般刮遍了全國，在雲南玉溪這個不大的城市裡，風力絲毫沒有減弱。29歲的褚時健當上了玉溪地區政法口“反右”領導小組副組長，擔任組長的是當時的行署秘書長王瑞亭。
玉溪政法口有六百多名幹部，備單位的名單報上來一統計，“右派”有160人。這個比例讓褚時健大傷腦筋。“反右”的指導性檔案上有個公式：社會上的中間派是大多數，左派占人口的20%左右，“右派”大約佔不到10%。實際上，當時的中國大地，恐怕沒有一個單位、一個地區是按這樣的比例來劃定“右派”的。僅僅幾個月，原先響應黨的號召給黨提意見的人，坐實了自己反黨的證據，統統成了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派分子”，捱整的人和整人的人都不清楚自己是怎麼走到這一步的，也不知道下一步會怎樣。這一場波及全民的運動終於教會了人們：沒有什麼該說不該說，你要想保全自己，就什麼都別說。
褚時健眼瞅著自己的同事、朋友、戰友一夜間成了“右派”，實在有些觸目驚心。
他在向地委領導彙報的時候提出了這樣的問題：“我們的比例是不是太高了？已經有24%了。”
領導說：“有些單位報的高達25%，我們這個比例應該不算最高。”
“可毛主席說的只佔5%10%。”
“小褚，你年紀還輕，還要好好領會一下，這個文章後面還有五個字‘而情況不同’。這五個字是很關鍵的。”
見褚時健仍不開竅，領導不耐煩了：“好，依你說的，24%多了點兒，你去和王瑞亭商量，把比例降下來。”
組長王瑞亭和副組長褚時健研究來研究去，把他們認為明顯不反黨的人從名單中挑了出來，最終送出了一份八十多人的“右派分子”名單。
山雨欲來風滿樓：不祥的預感
名單是送走了，褚時健心頭的疑慮卻更重了。他沒有也不敢質疑黨的政策，只是從自己的良心上邁不過這個坎兒。那些參加革命多年的老幹部，投身黨的懷抱的知識分子，他們說的那些話，真的有那麼嚴重嗎？他們的主觀意圖，真的是要反對自己的黨嗎？他的心頭壓上了一塊石頭。
1958年開春，名單上的這八十多人被卡車送到了位於元江河谷的紅光農場勞動改造。
“反右”鬥爭告一段落，腳跟腳的，另一個全民運動“***”開始了，要想形容它，只能又一次用“轟轟烈烈”四個字。
7月，褚時健“反右”領導小組副組長的職位被解除了，他的新任務是“大鍊鋼鐵”，種“試驗田”。既然是全民動員，玉溪地委會不能落後，也種了7畝冬季稻試驗田，由負責人事的地委副書記和褚時健負責。
給這7畝地定產量時，褚時健綜合了土地的肥、水、種、耕諸因素，一咬牙，報了個3000斤的指標。辦公室主任一看，皺起了眉頭：“小褚，你咋個不想想，報紙上人家都搞10000斤，我們3000斤怎麼行得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