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徵糧經驗：果真有一套辦法
兒子的慘死將這個操勞半生的母親徹底打垮了。見到匆匆趕回來的大兒子褚時健，母親的眼神裡流露出的只有疲憊和悲傷。面對憔悴的母親，褚時健想不出任何安慰的話語。
當時的形勢由不得褚時健待在家裡，徵糧任務如泰山壓頂。華寧縣的負責人聽說褚時健在宜良的徵糧工作進展順利，要求他留在華寧負責一個區的徵糧，並告訴他：“組織關係我們去給你辦。”褚時健馬不停蹄地趕到了新的工作地點，他說：“我們那個時候就是這樣幹工作，一點兒也不會講條件。”
褚時健搞徵糧，果真是有一套辦法。他和隊員們說：“徵糧首先要確定每家該交多少公糧，田地就在那兒，走不了，拿尺子拉著一量就出來了。所以關鍵是要確定畝產是多少。”隊員們反映，農戶不講道理，你要他們自己講，他們說每畝只收300斤。褚時健笑笑：“我從小在農村長大，農戶的脾氣我摸得清，我來和他們談。”
褚時健和農戶怎麼談呢，隊員們很好奇。褚時健對農戶說：“你說一畝只收300斤糧，你哄人是哄不過去的，我種過地，我知道，你們這個田，八九百斤糧應該收得到。”
見農戶不反駁，褚時健接著說：“如果我給你定900斤，可能你們的口糧就緊了，要餓肚子；定600斤，那麼我的任務完成不了。我給你們定成700斤，你們的口糧綽綽有餘，我們的徵糧任務也可以完成，這個情理上說得通。你們看怎麼樣？”
農戶一聽，覺得這個標準定得合理合情，同意了。到了規定交糧的時間，農民把糧食都交了上來，褚時健小組的徵糧任務又一次順利完成。
縣裡的領導聽說別的組還不知道糧食在哪裡，褚時健小組的糧就已經入庫，就讓他給大家談談經驗。
褚時健結合實際，講得有聲有色：“做群眾工作，要講得出道理來，你說徵糧重要，站在他的角度上來說，他的肚子更重要。我們要完成我們的任務，他要保證他的肚子不餓。他要拼命地報低，你要拼命地爭高，僵持著，只會把事情搞僵，朱同志的事情就是個教訓。我說，我們做工作不能這樣，雙方協商出一個解決的辦法來，各方的需求要平衡一下，單顧我不行，單顧你也不行，合情合理，大家才好接受。”
“共產黨的反對者是存在的，但農民不是政府的對頭，不要逼他們。我們打游擊，沒有當地老百姓的幫助，我們也活不下來。做事情要講個情理，就是平衡各方的利益，對大家都有好處，事情才能辦成。比如說，老解放區已經搞了‘土改’，農民分田分地，這是基礎，用土地爭取了農民的支援，農民要保衛勝利成果，這才會有推著小車送軍糧的事情。你們大家想想，是不是這個道理？”
據褚時健回憶，縣裡有關領導採納了他的意見，各地徵糧組的工作方法有所調整。指標定高的壓了下來，農民接受了，全縣的任務也完成了。
就在這時，褚王氏因背上的毒瘡發作，離開了人世，時年47歲。
新區長上任
褚時健正在為剛拉開帷幕的“清匪反霸”工作沒日沒夜地忙碌，突然得到母親去世的噩耗，他像當頭捱了一棍，眼前一片漆黑。要知道，母親的離世和弟弟的犧牲，僅僅相隔了幾個月時間。
等他趕回家時，母親已被舅舅家草草埋葬。妹妹時英和小弟時佐暫時寄居在舅媽家。
組織上決定把他調回青龍區工作，一來青龍區需要褚時健這樣既有能力又有實際鬥爭經驗的青年幹部，二來他可以照顧成為孤兒的弟弟妹妹。
褚時健到舅媽家接弟弟妹妹，決定自己撫養他們。在舅媽家，他遇見了王蘭芬。幾年工夫，小表妹已經出落成一個亭亭玉立的大姑娘了，她上過學，此時也參加了工作。
妹妹褚時英告訴他，母親臨終前還牽掛著大兒子的終身大事。聽到褚時英的話，褚時健扭頭看了看錶妹，王蘭芬低著頭走進了裡屋。雖然雙方父母都希望兩人走到一起，但兩個年輕人心裡明白，這輩子他們註定只是有著血緣關係的兄妹。
弟弟妹妹雖然住到了區委，褚時健卻沒有工夫管他們，他買好了飯票交給稍大一點兒的時英，此後，就由她帶著弟弟，到食堂打飯、到學校上課、回家做作業。褚時健的全部熱情和時間，都用在了交給他的一件件任務上。
“1950年是徵糧。1951年完成徵糧以後，就開始‘減租退押’，到1952年就搞‘土改’了。就是這個時候，我調到了盤西區當區長。”
辦事都要講情理
說起來，新中國剛剛成立的那幾年，被稱為“天翻地覆”是名副其實的。過往的一切都被顛覆，包括價值觀和認識論。面臨種種變化，人人都在努力適應，生怕被洪流衝到岸邊，成為被革命的物件，褚時健也不例外。他家有三畝好田、十幾畝薄地，雖說生活不富裕，連自己上學的費用都要靠假期烤酒來賺取，但比起沒有地的農民，明顯又好很多。定成分的時候，客觀點兒是富農，搞不好還定個地主。褚時健把弟妹們帶出來時，除了他們的生活必需品，什麼都沒拿，圖個清白。
褚時健這麼做並非沒有道理，在已經開始的“減租退押”和緊隨其後的“土改”運動中，政策執行者的水平在某種程度上決定了鬥爭的形式。鬥爭極端的地方，吊人、沉塘、假槍斃……都出現過。
褚時健帶領的工作組有四十多號人，其中有一個叫張貴仲的隊員，是個“二桿子”。群眾揭發說一戶地主家有一百兩黃金，他不調查，立馬就逼地主交出來。地主喊冤說：“我哪裡有這麼多金子，我這一輩子都沒見過一百兩金子。”張貴仲不信，非逼著地主交，領著地主去山洞裡找藏起來的寶貝。地主沒有，就想跳山洞求死。沒承想跳下去沒有死，又被工作組抓住。晚上，張貴仲把地主捆在柱子上，拿了一扇農民磨面的石磨吊在他的脖子上。張貴仲說：“明天早上我來看，再不認，我就槍斃你。”第二天早上，一開啟門，那個老頭精神抖擻地說：“謝謝共產黨了，我一輩子還沒有掛過這麼大的牌牌。”張貴仲急了，又拉出去假槍斃。這樣搞來搞去，地主也不怕了：“大不了就是個死，你們什麼都拿不到。”
聽說了這個情況，褚時健皺起了眉頭。他知道，在當時的那種形勢下，人們往往喜歡把事情搞過火，認為這樣就是黨性強、覺悟高，生怕人家說自己同情地主。褚時健對張貴仲說：“實事求是地講，他有一萬塊錢，能拿出九千元，就很不錯了。但是他有一萬，你要他交十萬，他拿什麼交？一百兩黃金，像這樣的鄉村地主不太可能有，你們這種做法搞過火了。過火的後果，就是工作的阻力更大，反對我們的人會更多。”褚時健找這個地主談話：“你說沒有一百兩，我相信。那你有多少，能交出多少，你自己說。”後來，這個地主交了十兩。
褚時健說：“我們那個時候，對黨是五體投地地信服。當時的政策就是要地主交出浮財，交出多餘的土地，這是政策，我們不能質疑。只是在具體工作中，我有自己的想法，我覺得任何時候都不能過分，地主也是人，要吃飯，他也要有土地嘛，也要發新地契，讓他們自食其力才對。我們打破舊世界是要建立一個公平的社會，不能搞成新的不公平。”
盤西區有一個村叫小龍潭村，共有一百多戶人家。1952年年底開展“肅清反革命分子”工作時，新上任的區長褚時健搞調研，到了這個村子。他發現田間地頭沒有一個幹活兒的農民，就想和村民們談談，土地分了之後該如何發展生產。可等了半天，也沒人來見他，上街去找，農戶看見他就繞著走。褚時健心生疑問，這是怎麼回事兒？他找到了村幹部。村幹部說：“我們這個村子全部被定為反革命了，門都不敢出，哪個敢來見你？”褚時健很吃驚：“怎麼一個村子全是反革命分子，這不太可能吧？”他一瞭解才知道，搞“肅反”的工作組認為，既然一貫道是反動會道門組織，那麼凡是參加了一貫道的人都是反革命分子。小龍潭村的村民的確都參加了一貫道，這個結論就是這麼來的。
褚時健聽出了問題，農民嘛，總要種地，日子才能過，現在連地都不敢種了，還怎麼活？褚時健根據自己的工作經驗判斷，一個村的人都是反革命分子，這在現實中不可能，如果把一個村的人都定為反革命分子，那就是把敵我矛盾擴大化了，這個評判標準肯定有問題。他急忙到縣裡反映，提出了自己的意見。縣裡領導很重視這個意見，派縣公安局的同志和他一起下去，重新甄別。最後，只有一貫道的壇主被定為反動會道門頭目。這樣一來，群眾才敢接觸工作隊幹部，開始了春耕秋收。
“我們這些工作完成得不錯，關鍵是什麼？就是實事求是，不搞一刀切。還是那句話：辦事情要講情理。每一個過程、每一個時期，共產黨的政策觀念都應該是團結多數、孤立少數。如果說多數人都是我們的對頭，那就要懷疑我們自己了。”
當時，有發現問題的眼光，而且還敢講出來，並且有能力去解決問題的年輕幹部可算是鳳毛麟角。縣裡的領導認為，小褚是個樸實肯幹、工作能力強、辦法多的好苗子。就在這段時間，參加革命已經五個年頭的褚時健，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1953年，褚時健被組織上送進雲南省黨校學習，再一次走進了課堂。
如果沒有1957年那場運動，時光造就的大概會是領導幹部褚時健，而不是一個全國聞名的企業家褚時健了。很多年之後，當人們開始反思所經歷的一切，開始從人性的角度解析人的命運時，有人這麼評價他：這是一個悲劇人物，因為他有成為悲劇人物的性格特徵，性格即命運。
“不適合”談戀愛
褚時健像上了發條一樣地工作，以至回憶起當年，腦中浮現的除了工作還是工作。他說：“1954年至1958年，在玉溪蹲機關，先在地委宣傳部管過人事，後又在行署當過人事科長。這些工作都是與人打交道，我一直認為自己善於和別人相處，也是在這個時候，開始感到和人打交道的不容易。”
在褚時健看來，蹲機關是件難受的事，因為接觸基層少了。實際上，那個時候所謂的蹲機關，並沒有辦公室裡一杯茶一份報的清閒，真在機關大院裡的時間很少。幾年間，褚時健擔任過多次工作組組長，在玉溪所屬的各縣區間奔波。
翻看那時褚時健的照片，精悍瘦削，一雙鷹目，一對劍眉，顯得英氣勃勃，這樣的年輕人怎麼會不談戀愛呢？實際上，20世紀50年代初轟轟烈烈的時代大背景中，也有溫馨浪漫的空間。那時，年輕人穿布拉吉、跳交誼舞、唱蘇聯歌，這樣的氛圍足以催生絢爛的愛情花朵。精神生活的豐富和物質條件的匱乏並存之際，反而使得愛情更為純粹，這一點，從那個時期過來的人都有體會。
這段時間，褚時健身邊出現過兩個姑娘，是不是愛情，褚時健說不清楚。他就是這樣的人，既不善於捕捉自己細膩的情感，又不長於發現別人情緒的變化，更不習慣細膩溫柔地去表達。因此，他認為自己“不適合”談戀愛。
遇見人生伴侶——馬靜芬
1954年，在呈貢縣當教改工作隊隊長時，他又遇到了一個姑娘。他們的相識一點兒都沒有浪漫色彩。
聽取縣文教局的彙報時，“馬靜芬”這個名字引起了他的注意。這是縣中心小學的一名女教師，在彙報中被當威了不聽話、不服從管理、無組織無紀律、自由散漫的典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