褚時健說：“種地我是內行，一畝地能產多少，我心裡有數。我們玉溪海拔一千多米，冬季不種稻子，平常年景，一畝地也就八九百斤，我報3000斤都是冒險了。”
主任還是搖頭：“躍進，什麼叫躍進？我明白，10000斤絕對是吹牛，能不能報個5000斤？我們搞的是試驗田。”
5000斤的目標是報上去了，但它的結果如何，兩人心知肚明。冬天氣溫低，稻子連穗兒都長不出來。褚時健看著自己的地，實在想不清楚，人家的一畝地幾萬斤是怎麼搞出來的。他記得報紙上的文章名叫《人有多大膽，地有多高產》，還配發了照片。
褚時健說：“從這個時候起，我開始真正有自己的看法了，幹任何事情都有規律，要講道理，不按規律亂來，是要出問題的。”
山雨欲來風滿樓，褚時健有了一種不祥的預感。
後院滅火，前廳失火
馬靜芬這時在玉溪大莊街小學當老師，雖說到玉溪城只有十里地，但兩人都忙，見面的時間並不多。孩子這時已經一歲多了，由外婆帶著住在城裡。
馬靜芬一個人住在鄉下的學校，白天忙忙叨叨顧不上想自己的事，可到了夜裡，她感到深深的寂寞。細細想來，結婚已經三年了，兩口子幾乎沒有過面對面談心的時候。褚時健總是在忙，回到家裡，反倒很少說話。開朗活潑的馬靜芬，在褚時健這裡碰撞不出火花，很多時候，他就像一塊岩石，沒有情感的岩石。
結婚後的點滴小事，就像電影一樣從她眼前一幕幕閃過：
懷孕的時候，她的反應比一般人強烈，吐得什麼東西都吃不下。一天中午，她下班回來，看見門口有賣魚的小販，回家告訴褚時健說：“你去買點兒魚，我想吃魚煮蘿蔔絲湯。”正在午休的褚時健翻了個身，說：“吃哪樣吃？現在大家都吃食堂，你咋個吃不得？”她的眼淚當時就湧了出來，可氣的是，褚時健渾然不知，接著睡自己的覺。
再有，自己工作上碰到困難受了委屈，和他講講，可他對妻子的絮絮叨叨毫無興趣。
女兒這麼大了，他連抱都很少抱，更別說帶著全家去哪裡玩玩……
馬靜芬越想越覺得褚時健骨子裡就缺少溫情，她開始懷疑，自己找一個農民的兒子，對嗎？
說起來，她的質疑也有些道理。褚時健在情感上是個粗線條的人，他很少從女人的角度考慮問題。他從來不知道，一個女人，身體不好，帶著孩子，工作遇到難處，會多麼渴求丈夫的關愛。直到有一天，他接到妻子的來信，馬靜芬信中寫道：“我的入黨轉正被停止了，我成了落後分子，為了不耽誤你，從此以後，你走你的陽關道，我過我的獨木橋……”
褚時健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他從來沒有想到妻子會在入黨問題上碰到難關，也沒想過夫妻為了這樣的問題選擇分手。這封信讓他明白，他忽視自己的妻子太久了，而他的妻子現在需要他。
他立刻放下了手頭的工作，直奔大莊，和馬靜芬進行了一次長談。
長談涉及了什麼，褚時健沒有透露，但肯定沒有馬靜芬需要的溫情。因為直到1991年3月23日的採訪中，馬靜芬還明確地表示：“到目前為止，我都不懂他的情感世界。”
他們的女兒褚映群很清楚，她有一個情感線條太粗的父親和一個細膩敏感的母親。她說，她從很小的時候就學會了觀察和理解。
不管有沒有溫情，褚時健家的後院之火總算撲滅了。可在他前面，一次醞釀已久的大火幾乎將他吞沒。
“列車”脫軌：最後的“右派”
1958年12月，在全國“反右”鬥爭已近尾聲時，褚時健被宣佈為“右派分子”。褚時健記得，當時縣團級幹部屬省上管，他的“右派”通知是從省裡發出的。
一列高速行駛的列車突然一個急剎車，最可能的結果是脫軌。褚時健脫離“軌道”的日子到了。
他火速趕往大莊，交給妻子一個幾百元存款的存摺，告訴她：“這是你和映群今後的生活費，一定要收好。”
馬靜芬從丈夫鐵青的臉上看出了問題的嚴重性，可她不清楚到底出了什麼事。她央求他：“到底出了什麼事？你告訴我。”
褚時健說：“我可能會離開一段時間，你們母女兩個要好好過。”
褚時健匆匆告別了妻女。他還要和一個人告別，那就是他走上革命道路的引路人——堂兄褚時俊。
他趕到昆明，見到在省電力局工作的堂兄。
褚時俊聽到這個訊息無比震驚：“你不是‘反右’領導小組的嗎？到底為什麼？”
為什麼？褚時健也在問自己。在被正式宣佈為“右派”之前，他的處境已經發生了變化，他不可能沒想過。但這個疑問，只有自己琢磨，沒有人會告訴他。那時候，人與人不能敞開心扉，人對人不能毫不設防，別人幫不了你，就像你無法幫別人。但這天晚上，對著自己的堂哥，褚時健終於可以把心裡話說出來了。
褚時健分析，自己“中槍”最直接的原因，肯定是那個“右派分子”百分比。別的單位那麼高，怎麼你們搞的反倒降低了呢，這不是同情“右派”是什麼？
聽著堂弟的話，褚時俊心頭一陣陣發涼。這個搞學生運動時參加革命隊伍的知識分子，對現實社會正在發生的事情並不瞭解。
褚時健說：“我堂哥從小生活條件優裕，後來一直在大城市工作，又是技術型的幹部，各種運動都沒受過什麼衝擊，對底層社會的瞭解並不多。我跟他講的事情，讓他很吃驚。他勸我，說黨的政策肯定是好的，只是執行的人出現了偏差，這種情況可能是個別的，要想開些。他還要我相信黨，一定會解決這些問題。”
那一夜，兄弟倆沒有睡覺。褚時健說：“我們兩個一夜到天亮都在說話，第二天，我就到元江了。我們兄弟中，我和他的關係最好。他有才華、能力強、能說能幹。我當‘右派’的時候，他才三十幾歲，已經是電力局局長的後備人選了。但他實踐經驗不如我，不瞭解黨的運動。記得當時我和他談起‘清匪反霸’‘減租退押’時，他認為，共產黨的勝利，就在於發動廣大群眾參加人民戰爭。我告訴他，我在實際鬥爭中的體會是，人民戰爭要人民自願，人民得了利益，才有積極性，才會永遠跟著共產黨走。”
褚時健走了，帶著堂兄的囑託，踏上一條未知的漫漫長路。
他們誰都沒有想到，僅僅半年之後，一頂後補的“右派”的帽子落到了褚時俊頭上。他被解除職務，下放到陽宗海發電廠。
“他小時候沒吃過苦，身體不如我結實。下面太艱苦，沒有糧食吃，他得了肝炎，沒有營養又沒有藥治，不到半年就死了，死的時候還不到36歲。”
這是褚家出來鬧革命的五兄弟中第四個倒下的。之前堂弟褚時傑早在部隊迸藏的途中就犧牲了。
幾十年後，褚時健語氣平淡地說：“這下，我們幾兄弟就單剩下我一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