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建築》課是專為學考古的同學開設的，它不同於一般的中國古代建築史。一般建築史是為建築創作服務的，是為今天的建築實踐做借鑑的，是古為今用的。我們的古代建築課也是古為今用，但是為今天的考古工作服務的，因此，這個課的內容是從考古工作的需要考慮的。
考古工作需要古代建築知識的方面很多，有很多已是中國考古學各段的主要內容，如城址、墓葬。這些我們當然不會去重複它；但有些大型居住址的佈局、主要殿堂平面，各段考古學中可能分析得少些，我們要涉及到。我們這課的另一個主要內容，是針對現存地面上的古代建築。現存地面上的古代建築，明清以前主要是個體建築物。
因此，我們要著重個體建築物。考古工作的第一步是斷年分期，所以我們要著重個體建築物的年代特徵。
在斷年分期的基礎上進行分割槽、分型別的探索，是考古工作的第二步，因此我們要在各時代的個體建築中，注意地區和型別的差異。現存地面上的古代建築主要是統治階級上層的建築物，這些統治階級上層的建築物大都是高階建築，其中更多的是官式建築，所以我們講述分析的古代建築很少討論到古代的民間建築，事實上古代的民間建築也很少能儲存下來；即使是間接的圖畫資料也很少。不論分析官式建築的年代，或是探索它的地區性和型別問題，都要從具體建築物的細部入手，著眼於細部難免瑣碎，這一點大家要有思想準備。
我國個體建築物基本的組織結構可分三大部分：一、臺基，二、木架，三、屋頂。我們古代建築主要是木結構，木結構需要有堅固的臺基，這一點和西方的壘石建築不同。我們的古代建築非常重視基礎，即所謂奠基工程。一座建築物的開始，首先要挖較深的基座，然後施夯版築一直到接近地平面，然後建臺座，臺座之上布石礎，礎之下還築有更堅固的礎基，這種礎基唐以後多用碎磚、夯土相間搗實。石礎之上才立木架。木架最下面是柱子，前後柱上置梁，柱樑之間設斗栱，梁有多層。上樑與下樑之間施駝峰、蜀柱、斗子，左右梁之間施枋、榑，從柱子到各層梁的駝峰蜀柱斗子枋榑等，都是木架部分。上下榑之間順架椽子，椽上鋪望板布瓦裝脊，這個部分是屋頂。屋頂有各種樣式，常見的有四注、歇山、懸山和硬山。硬山山牆高出屋脊的叫封火山牆，這種形式多見於長江流域。上述的是一般屋頂。也有一些特殊建築物上使用各種攢尖頂和盝頂。四注和歇山兩種頂，也有使用重簷或三簷的。個體建築物基本組織結構這三大部分中最重要的是木架，木架中變化最清楚的是柱樑之間的斗栱，其次是梁，梁有多層，所以也叫樑架。斗栱和樑架是我們分析個體古代建築的重點專案，也可以說是這個課的基本功。為了打好基本功，所以這兩項都各有一次作業。透過兩次作業，也就把個體古建築的專用名詞弄清楚了，因此這兩次作業對學習是很關鍵的。
關於建築方面的知識，和其他技術學科的知識一樣，古代都是掌握在工匠手中，這種情況外國也是如此。技術知識只掌握在工匠手中之時，一般工匠是不會注意探索技術發展的歷史的，他們只注意實踐的改進，因而過了時的技術就模糊了，甚至不瞭解了。就我國古代建築而言，明清的建築工匠是不大明白宋代的建築的，同樣宋代的匠師也看不太懂唐代建築。社會發展進入資本主義社會以後，由於工業的發展才促使技術科學的大踏步前進，因而產生了技術史的研究。資本主義在我國沒有得到充分的發展，因而技術史的研究在我國出現得很晚，大體開始於早期留學生歸國一個時期以後，具體的時間大約在20世紀的20至30年代，技術史中的建築部分開始於30年代。
日本資本主義從1868年明治維新後，發展較快，所以他們研究技術史比我們早。日本自古以來即向中國學習，他們整理自己的技術史，有許多方面都要追蹤到中國，建築史也是如此。因此，當我們還不太注意我們的古建築的時期，就有日本人在調查我們的古建築了。約從20世紀初起，日本一些研究中國的所謂學者就和他們的****勾結在一起，1900年八國聯軍侵佔北京的時候，一個東京帝大系統的建築學家伊東忠太就隨軍測繪了北京紫禁城的一部分，1903年發表《北京皇城調查報告》。1902年，這個日本人又在河北、山西、河南各地調查我們的古代建築和石窟寺院，後來他又調查了長江下游和浙北地區，1920年還跑了一趟山東。伊東可以作為注意我們古建築第一代日本人的代表，他以日本建築史的知識比較我國的古建築，最早指出大同、應縣、正定、蘇州許多宋遼金建築物的重要性。從20年代到1937年“七七事變”以前，有四個日本人的工作值得我們注意。東大系統的建築學家關野貞和佛教史家常盤大定二人從1920—1928年，合作了近十年，他們以重要佛教寺院為目標，在我國做了五次長期調查。華北、華東和中南地區的重要佛教遺蹟他們大都跑過了，就古建築言，他們記錄了登封少林寺、嵩嶽寺、善會寺，濟南神通寺，曲阜孔廟等；1932年，關野貞還去義縣測繪了奉國寺。常盤、關野的調查，每次長則半年，短也有兩個月，時間比較從容，每到一處他們都從注意寺院的歷史開始，所以工作比伊東為細緻。關野研究我們的古建築，注意了我們古建築本身的發展，也比伊東簡單對比的方法為先進。這階段的第三個人是京都帝國大學的濱田耕作，他是一個美術史家，他是從研究日本古代美術的來源這個角度注意我國古代建築的，他注意的範圍主要在漢代遺物如石闕、陶樓閣，還有北朝石窟中所雕造的建築形象。濱田涉及的面不廣，但他是京都美術考古的創始人，在他的門下出現了一批調查我國石窟的“學者”。第四個人是村田治郎，他是旅順工大的建築學教授，遠在“九一八”事變以前，就對我國東北地區的古建築進行了長期工作，1927年就出版了《奉天昭陵圖譜》，當時他還是很年輕的少壯派。他最活躍的時候應是1937年“七七事變”日本全面侵略我國之後。
“七七事變”以後中日戰爭期間，日本人對我國古建築的調査已經接近尾聲了，上述的村田治郎實測了居庸關過街塔塔基，還在朔縣調查了崇福寺大殿，這是一座較為別緻的金代大殿。此外關野真帶著一個助手叫竹島卓一，普查了東北和內蒙古地區的遼金建築。還有二個東大系統的梅見逸榮、長尾雅人，普查了內蒙、東北地區的喇嘛教寺院。以上這些日本人，除竹島卓一和長尾雅人外都已故去了。竹島在戰後1960年代出版了《營造法式の研究》，這部書在一定意義上總結了以往對宋以前建築的調查、研究成果。長尾後來在京都專門研究藏文書籍了。日本人研究中國建築比西方人方便很多，但宋以後日本的建築自己的風格技法日益發展，因而和中國的距離愈來愈遠了，而他們的研究者並不掌握我們的明清建築，因此，他們並不能從我們明清建築向上追溯，所以就很難深入。這樣，當我們自己的古建築研究水平提高後，他們的調查資料一直到研究成果，值得我們重視的就不太多了。
我們自己對古建築的研究，開始於上世紀30年代，到現在已有近六十年曆史，初步小結一下，就工作重點的不同，工作機構的改變等方面看，可分為前後兩期。前期從30年代初到1949年以前；這以後屬後期。前期主要是中國營造學社的工作。學社創辦於1929年，是朱啟鈐私人集資創辦的專門研究古建築的學術機構。朱在民國初年曾任內務總長，對傳統工藝有興趣，1926年曾重刊湮沒已久的《營造法式》，刊印精細，解放後幾次重印還用這個本子。朱不懂建築科學，他注意古代建築只能翻文獻，所以他在這方面的主要成績只有《哲匠錄》，發表在《營造學社彙刊》上。學社創立的第二年，聘梁思成、劉敦楨兩先生主持業務工作，梁留美，劉留日，都是專攻建築的專家，他們從1930年到1937年“七七事變”，僅僅六七年間，做出了很多成績，給我國古代建築這門學科奠定了基礎。抗戰以後學社從北平遷到後方，在非常困難的條件下繼續工作，1944年劉先生到中央大學主持建築系，即今天的南京工學院，抗戰勝利後，學社隨梁先生附設在清華大學建築系，一直到1949年解放後學社解散。營造學社的成績實際上就是梁劉兩位的工作。現在總結一下，主要有以下四項：
1.調查和實測了一大批重要古建築。有薊縣獨樂寺，大同、應縣的遼金建築，正定、太原的宋金建築，豫北的宋元建築，曲阜的金元以來的孔廟，北京的明長陵、智化寺和清代的文淵閣以及易縣的清西陵等。
2.發現和實測了一大批重要的古建築。最主要的是五臺佛光寺唐代大殿，寶坻廣濟寺、新城開善寺、易縣開元寺的遼代建築，榆次雨華宮的北宋建築，五臺佛光寺金代建築文殊殿，趙城等地的元代建築，浙江武義延福寺元代大殿，還有四川成都的前蜀永陵和雲南地區唐以來的宗教建築物。
以上這兩項給我國古建築中最重要的官式建築的研究，提供了成系統的寶貴資料。
3.對照實物整理了宋代和清代的兩部官式建築的專書，即《營造法式》和清工部《工程做法》，這個工作給研究官式建築的歷史敞開了大門。
4.對漢代建築、遼金建築和唐宋佛塔都作了初步的小結，為古建築的分期斷年做出了範例。
總結起來，前期主要是從無到有，積累了一大批珍貴的資料，初步探索出一套文獻與實物相結合的研究方法，並做出了一些斷代研究的可喜成果。
後期即是1949年以後的工作。這以後全國經濟建設普遍展開，中央文物局和清華、南工等工科學校，培養了許多古建工作人員。古建的調查、實測和保護、修繕結合在一起，由中央到地方的文物機構負責；大學和一些有關研究所著重在整理研究和古建築新專案的開闢工作。後期的工作因正式納入了國家計劃，工作和研究人員的條件大大改善了，經費充足了，三十多年來主要成績有以下八項：
、1981年全國文物普査，發現了大批實物。中原北方的重要發現有：五臺南禪寺和兩城五龍廟各發現了一處唐代佛殿，前者有建中三年紀年，是現知我國最早的一座木結構；平遙鎮國寺五代的大殿、淶源閣院寺遼代大殿，山東廣饒的關帝廟和河南臨汝白雲寺宋代建築，晉東南的一批宋元建築，繁峙巖山寺的金元建築，永濟元初的永樂宮，晉南元建舞臺，陝西韓城元代建築，北京東嶽廟元建東配殿；長江流域過去只知蘇州南宋的玄妙觀大殿、武義延福寺元代大殿屬古建築，解放後發現了一系列的重要實物，五代福州華林寺大殿，廣東肇慶梅庵大殿、祖師殿，寧波餘姚保國寺大殿，莆田玄妙觀、廣州光孝寺南宋大殿，泰寧甘露巖南宋小殿，四川江油雲巖寺南宋西配殿和廣東德慶學宮大成殿及四川閬中永安寺和上海真如寺的元代大殿等，另外還在杭州鳳凰寺發現了宋代磚砌的雞籠式的***大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