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巴庫要檢查護照和行李，乘客全部下機，到機站上聽候檢查。我自己是有蘇聯大使館的“照會”的，行李在免檢之列。“照會”的內容寫明著我去參加科學院慶祝大會，要往莫斯科和列寧格勒，凡蘇聯的官吏和公民，在我往返的途中，都應給我以方便。經檢後，機站的負責人應該把“照會”還我，但他卻沒有還。我向他要，他說是給他的，我也就沒有再事追問。到了莫斯科後，反正是不成問題了。
同機有法國的外交官夫婦，人甚和藹，年齡怕將近六十了。他們的座位和我鄰接，我因為略略讓過一下座，外交官便事事關切我。我看他在讀莎士比亞的詩集，可惜我的英語程度只有看書的本領，不能夠和他詳談，甚至連他的姓名，我都客氣著沒有攀問。
機站的廣廳內，在前壁的左右隅，有列寧和斯大林的超等身的塑像，均系米黃色。列寧在右，右手握著《真理報》，左手執著上衣的前襟，右腳前進一步，左腳尖踮著地。斯大林在左，左手扶著回欄或講壇，右手亦執著上衣的前襟。英氣勃勃，但亦和易近人。
廣廳左側的正中處有一通道。乘客被引向這一通道，左轉，折入檢查室。室的右手一半是食堂，有三張小方桌斜放著。靠右壁是櫃檯間，食品陳列在櫃檯上，黃油和黑魚子都是過天秤稱量出售的。
我身上沒有一個俄國錢，我也不懂一句俄國話，雖然行李不受檢查，我只坐在檢查室裡看著別人的行李受檢查。肚子是餓了，但沒有可能向食堂走去。那位法國老外交官和他的夫人坐在食堂裡的一席，他看見我一個人在檢查室裡枯坐，便走來邀我去用早餐。我對他說明我沒有錢，他說不要緊的，他請我。我便大著膽子，也懷著謝意，去和他們同席。吃了兩片面包，一小碟黃油，一小碟黑魚子，兩杯紅茶。外交官給我饋了，不知道花了多少錢。
食後等了很長的時間，飛機又才繼續起飛。飛得不很高，略略有些簸動。向機下展望，一望青黃色的草原，渺無邊際。在草原上有許多不定型的黑團點綴，就像整個的大地，面就了一張豹皮地毯。那些黑團不知道是什麼，要說是浮雲的投影吧，既不與雲團符合，而本身也不動移。（這到後來我知道了，是一些焦炭地面，那兒的黑土是可以做燃料的。）天際有白雲成陣，就像四面雪山環繞著的一樣。飛到十二時左右，氣候逐漸感覺寒冷，聽說還要飛五個鐘頭，我自己發起愁來了。自己身上穿的是夏服，大衣和毛毯都鎖在箱子裡面去了，而是壓在行李堆的腳底的。
一點鐘的時候又停機一次，聽說是斯大林格勒，但沒有看見城市。（這也是後來才知道的，機場離城市還有四十公里。）機場不甚整飭，可以露天大小便，大有東方風味，大約是才經過戰事的緣故吧。
應該是進午餐的時候，但我不好意思向站上走去。假使去了，又由那位老外交官為我付錢，那是有點難乎為情的。我便為了面子犧牲了肚子。算好，餓雖然餓，但因天氣涼爽，口卻不甚渴。在機場內盤桓了一會兒，又回到機上去。因為有人下機，取去了行李，我的壓在腳底的皮箱卻袒露出來了。我便把冬大衣取了出來，算是把寒的憂愁解消了。
休息了一個鐘頭的光景，飛機繼續起飛。老外交官問我，為什麼不進午餐？我只好說不大舒服，不想吃。他是隨身帶有兩件大衣的，一件春大衣，一件冬大衣，他要借一件給我。他說：回頭會冷的，你身上穿得太單。我告訴他，我已經把大衣取出來了。他這樣在微細的地方，事事關注，使我感激。
原說五點鐘左右可以到莫斯科，我便忍飢耐渴地等待著這五點鐘。好容易等到五點鐘了，莫斯科卻沒有到。在飄雨，離開重慶以後，才第一次看見下雨。雨有時很大，有時突然又晴了。這晴雨的變化，不用說只是飛行途程的變化。北國是要寒冷得多，飛度並不高，穿上冬大衣都感覺著冷。能把大衣取了出來，真是一件大幸事了。
一直到九時半，才到了莫斯科的中央飛機場。莫斯科雖是陰天，卻沒有下雨。飛機場上有人來接，我認得的是大使館的秦滌清和李清盛兩位，他們是得到德黑蘭大使館的通知。齊赫文斯基也趕來了，是重慶的老朋友，現在在外交部服務。他的中國話很純熟。經他的介紹我認識了其他的幾位先生。科學院的代表特羅伊次克，他是一位老學者，鬍鬚都白了，是科學院的一位研究員。對外文化協會的代表慄文松，他是協會的東方部長，很年輕，怕只有三十歲左右，還有一位能說中國話的是蘇布拉清太太，她也是屬於對外文化協會的。
科學院的大會已經在昨天晚上移到列寧格勒去了。昨天的勝利示威遊行，遇著大雨，在軍士的遊行之後，市民的遊行便中止了，但依然是壯觀。大會的代表和來賓們在參觀了遊行之後，便乘著火車往列寧格勒去了。
慄文松部長很殷勤而有力地挽著我，不斷地用英國話向我慰問，我感受著兄弟般的情誼。不知怎的，肚子卻一點也不餓了。只是坐了整天的飛機，耳朵愈是閉塞，就像自己的腦子，在皮骨之下另外又加上了一層包裹的一樣。
在機站上的賓館中休息，等待行李。在賓館中又遇著了那對老外交官夫婦，他們也有人來接。我重新對他表示謝意，他又把他的夫人向我介紹了一遍。可惜我依然客氣著，沒有攀問他的姓名。
同乘著汽車經由通往列寧格勒的大道上駛入高爾基路，途中經過了普希金廣場和馬雅可夫斯基廣場，一直到了紅場附近。在照片和電影裡面久已熟悉了的紅場，克里姆林宮的尖塔，尖塔頂上的金星紅星，都呈著歡喜的顏色在表示歡迎，好像在說：“老鄉，你來了！”
是的，我來了。我確是到了莫斯科，就好像回到了自己的老家一樣。我當然不懂話，但當一個赤子初到他的家的時候，他能懂話嗎？
落宿於紅場附近的“國家飯店”（Natio
al Hotel），第二三〇號房。決定明天乘飛機往列寧格勒。十一時入浴一次，熱水滿盆，為數年來所未有事，正整十二時就寢。
六月二十六日
一覺醒來，已經是大天亮了，看錶卻才僅僅三點鐘，疑心表是停了。上它兩手依然是滿的，疑心表是壞了。分明天是亮了的，只好起床，但館內館外都毫無動靜。走到樓口的櫃檯間去看，掛鐘也依然只有三點過。
問題得到解決了：莫斯科天亮得快。
把行李檢點了一下，準備只帶一口小手提箱去，到列寧格勒是隻有三兩天的耽擱的。
蘇布拉清夫人來了，約我同到食堂早餐。食畢她又告辭而去，她說要去替我買乾糧，準備在飛機上用的。
齊赫文斯基來了，手裡提著一口皮箱，很匆遽地一進門便向我說：我陪你到列寧格勒，九點鐘的飛機，已經八點半了，我們要趕快動身。
我說：蘇太太剛才來過，去辦乾糧去了，是不要等她？
——等不及了。
旅館裡的執事來了，把行李點交了給她，要她保管，我自己也提起一口小提箱，便跟著齊同志出發。
剛走到電梯口，蘇太太抱了一大包乾糧從電梯裡出來，她說：替你們把乾糧辦來了。我另外還有事，不能送行。
齊同志把乾糧接過了手，隨即一同跨進電梯。
乘著汽車到了飛機場，特羅伊次克先生早在，他把旅行證和飛機票交給了我，同時又送了我一個科學院的紀念章，圭形，有撇針可掛，我便把來掛在衣領的左襟上。
到了九點鐘，飛機卻沒有準時到。前線的紅軍正在部分復員，復員的紅軍是有乘機的優先權的，因此飛機不夠分配。的確，機場上不斷有飛機降落或起飛，上下的大抵都是軍人，雖然也有少數的公民，但恐怕不及百分之二十。最值得注意的是沒有什麼闊佬，這和別的地方只有闊佬才有乘機身份的畢竟不同。
飛機一直等到午後五點過鍾才到。
在這期間，我們乘著汽車回到國家飯店去過兩次。第一次去取來三種書，《卜辭通纂》，《兩週金文辭大系考釋》，《石鼓文研究》，是預備送給科學院作為紀念的。第二次去取《世界史年表》，以備萬一要做報告時的使用。
帶來的乾糧也在三點鐘的時候開啟來吃了。麵包、黃油、乾酪、香腸、還有茶葉和幹餅，後兩者留著沒有用。特羅伊次克先生，我們也請他吃了。他在機站上足足陪了我們一天，我過意不去，請他老先生先回去了。
最後我們還巡覽過莫斯科的市容。到過紅場，從列寧墓前經過，再沿著莫斯科河，把克里姆林宮繞了一轉。“克里姆林”據說就是堡壘的意思，是蒙古人侵入時開始建築的。也到過體育場，把一八一二年拿破崙侵入莫斯科時所住過的那間屋子也繞了一遍。
依然是運輸機。沿途都是低飛，足足飛了三個鐘頭，飛到了列寧格勒。阿列克塞也夫院士和另一位科學院的代表在機場上迎接。我坐上了阿院士的車，齊同志和另一代表同車，向市內駛去。阿院士是蘇聯首屈一指的漢學大家，今年六十二歲，蘇聯的漢學家差不多都出自他的門下。他從前到過北京，所研究的主要是中國古典文學，曾翻譯司空表聖的《詩品》和蒲松齡的《聊齋志異》。他能講中國話，但他的中國話每每是純粹的文言。身體很魁梧，衣服很樸素，用著一隻丁字形的大手杖，很有些中國作風和中國氣派。
——袁同禮、顧頡剛、馬衡諸君無恙乎？阿院士在車上問我。
我回答道：無恙。諸位都在重慶。
——胡適博士，近來見解有變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