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代，民族這個概念有，可並不算多。
在南宋時期，金朝所佔據的北方，反金歸宋的漢族起義從頭到尾。
甚至在宋朝專門形成了一個階層，都想著光復華夏。
更早些時候的華夷之辨，所謂的“非我族人，其心必異”。
包括朱元璋喊出的：“驅逐韃虜，光復中華”。
這些都是民族主義的前驅。
雖然底層的農民大多不識字，也不知道華夷之辨，可從小的耳口相傳、說書戲曲、言傳身教，已經在農民腦中形成了最樸素最原始的民族主義，哪怕這種民族主義還很不完善。
或許這些底層的農民，連自己是哪個民族都未必完全明白，可當弓箭和大刀砍到自己身上時，當馬糞落在稻田時，他一定知道自己肯定和馬上之人不是一夥人！
但為什麼說不算多呢，原因也很簡單。
在古代，日本人、波斯人、朝鮮人，可以到朝廷中央當官，還不是一個小官，這種事情放在今天，是非常難以想象的事情。
此外，異族入侵，能統治華夏，這放在民族主義萌發的今天，依舊是不可能存在的事。
之所以造成這種情況，就是因為絕大多數平民目不識丁，連溫飽都是一個問題，對自己的身份並無多少認同，也無多少自豪，所以對於異族的統治，表現的就非常麻木，根本不會有太大的抵抗，多是被動的捲入其中，隨波逐流。
說白了，
外族老爺與本族老爺對自身的剝削並無太大區別，在這樣的情況下，想要大部分人豁出性命也要抵抗，然後繼續給你剝削，哪有這麼好的事情？
想讓底層百姓的覺醒，讓他們徹底記住民族這個概念，讓異族統治徹底成為過去式，那就要真心實意對他們好，然後再將民族這個概念不斷推廣，不斷加深，打入所有人的心中。
蘇澈祭祀功勳、烈士，就是為了做鋪墊，埋下民族概念的種子，讓所有人知道，什麼是正確的，什麼是值得紀念的。
國之大事，在祀與戎。
用祭祀來改變意識形態，這是最簡單也是最直接的方法。
不過，僅僅只是這樣還不足夠。
還需要日積月累的反覆宣傳和教導。
此外還要讓百姓過得更好，讓他們對自己的民族產生認同感和歸屬感。
只有這樣，才能加深民族之概念。
這方面的事情，蘇澈正在做。
一條鞭法，以及金融改革，就是如此。
隨著一條鞭法的深入，大明的寶鈔已經徹底成為了貨幣，而不再是一種收割韭菜的工具。
隨著寶鈔的信譽度不斷提升，來到一個前所未有的高度，這就意味著可以進一步操作了，比如進行一定規模的放水。
所謂的放水，就是朝廷中央印更多錢出來。
這和以前朱元璋做的事情一樣，都是割韭菜，但又有一些不同的地方。
以前的朱元璋，是竭澤而漁。
而蘇澈準備做的，則是可持續性的竭澤而漁。
這兩者有本質的區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