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演象嚴嵩，竟毅然到當今相國門下當走卒三年，體察一個奸相的舉止動作，這種嚴謹的藝術態度，在全世界的表演藝術史上都屬罕見。我們在此只想借這段記載說明另一個問題：《鳴鳳記》直到明代滅亡之際都是一出被人們競相上演的熱門戲，而其之所以熱門，是由於嚴嵩式的官僚依然在朝。“今相國某者，嚴相國儔也”，這一令人痛心的歷史現象，既給馬伶帶來了體察的便利，也說明了《鳴鳳記》具有長久生命力的客觀社會原因。
當然，《鳴鳳記》之所以震撼人心，還有它本身藝術處理上的原因。總的說來，它以濃重的色調渲染出了一種悲壯美，上承《趙氏孤兒》，下啟《清忠譜》，是中國戲劇文化史上那條表現浩然正氣的精神長鏈中的重要一環。
劇情比較分散、人物比較駁雜，是它的一個缺點；但由於把正邪善惡兩大營壘劃分得非常清楚，把邪惡一方的驕奢淫逸、橫行霸道揭露得淋漓盡致，把正義一方的勇敢剛強、大義凜然表現得充分透徹，人們仍然可以從分散和駁雜中獲得十分鮮明的總體感染。即便是對這段歷史不甚熟悉，對那些人名很難理清的觀眾，也會對之激動不已。
《鳴鳳記》的藝術鼓動性，首先在於把全部戲劇行動所要摧毀的目標描寫得十分透徹，使得所有的觀眾都極度痛恨以嚴嵩為中心的那個罪惡的巢穴。在北有韃靼、南有倭寇、國土淪喪、生靈塗炭的情況下，嚴嵩、嚴世蕃父子以及他們的爪牙趙文華、鄢懋卿等人把持著國家大權，為非作歹，劣跡惡行令人髮指。《鳴鳳記》在“嚴嵩慶壽”、“嚴通宦官”、“花樓春宴”、“文華祭海”、“世蕃奸計”等出目中，以極度的憤怒，拌和著辛辣的諷刺，對這群禍國殃民的奸賊予以揭露。例如，“文華祭海”一出，揭露的雖然只是爪牙趙文華，卻把這夥人的整體面貌刻劃出來了。倭寇侵犯東南沿海，到了“攻陷城池、殺戮萬姓”的地步，皇帝要宰相嚴嵩任命官員前去剿滅，嚴嵩生怕真的派去一員猛將去征剿成功，這員猛將一定會受到皇帝信任，以後很可能不服自己管制。於是他竟任命自己的乾兒子、完全不懂軍事的腐儒趙文華為兵部尚書，前去征剿。趙文華一到東南沿海，便先祭東海龍王，“用豬羊四十副，金銀酒器一箱，誦經和尚一名”。他只知，祭完之後，一箱金銀酒器歸於自己，殺一些無辜的百姓，冒充倭寇的首級到朝廷領賞，最後竟然要把誦經和尚也殺了，因為一顆頭可換來五十兩銀子。誦經和尚在危急之中只能騙他，說自己手下管著五百個雲遊和尚，他可以都召集來，讓趙文華殺了，到朝廷換得一萬五千兩銀子。趙文華一聽甚好，趕快命令把誦經和尚放了。那麼倭寇怎麼辦呢？趙文華深知，遠在京城的皇帝哪裡知道東南沿海的實情？用他自己的話來說：我朝內有人，邊功易奏，豈有他虞。”而委派他的嚴嵩一家對他的指望只是：“江南富貴繁華，趙公一去，可保金銀寶玩滿載而歸，少不得一半是我家的。”稍知明代歷史的人都明白，這些貌似荒唐的描寫，離歷史事實並不太遠。《鳴鳳記》集中地展示出來，實在令人氣憤。
有時，隨手寫及的一個小小的插曲，都能激起觀眾的憤怒。翰林學士郭希顏與兩個學生一起在街上走，遇到一個唱曲行乞的瞎女人，因見骨瘦如柴、哀聲可憫，前去詢問，這個瞎女人的回答竟然是：
奴家原是揚州商人李氏之女，父親在京開了個段匹官店。嚴世蕃在店前經過，見奴姿色，強逼為妾。父親既死，家財盡被擄佔。今世蕃有一十六個愛妾，見奴色衰，萬般凌虐。他正妻懷恨昔日寵愛，將奴刺瞎雙目，趕出抄化。
這是一種多麼令人心悸的暴虐！走不了多遠，師生三人又遇見了一個男乞丐，一問之下，原來是嚴嵩的一個同鄉人，叫胡義。嚴嵩沒做官的時候，多虧胡家的接濟，現在嚴家有權有勢，連家鄉的管家人都不可一世，竟把胡家的田地吞佔了。胡義籌集盤費千里來京，向自己少年時代的好友嚴世蕃求援，但是半年以來連嚴府的門都沒讓他進。胡義盤纏使盡、口食不周，幾次想自殺，又想到家鄉妻兒正懸望著自己，因此只得沿街行乞。
這類瑣小的情節，輕輕點染，把惡貫滿盈的嚴家寫了個透徹。劇作既寫於當時，這類情節的虛構成分估計也不會太多，散陳雜列，帶有一定的報導性，正是時事紀實劇的特點。
對立面的醜惡性質既然寫得那樣明確，因而寫正面力量的抗爭行動也就有了充分的情理依據。這一點，《鳴鳳記》略勝《趙氏孤兒》一籌。《趙氏孤兒》也寫了對立面勢力屠岸賈的種種暴虐，但這些暴虐大多是出於搜查趙氏孤兒這一具體目的；《鳴鳳記》則在更大的廣度和深度上表現了嚴家在邊境垂危的情況下禍國殃民的整體性暴虐，因而對嚴家的抗爭也就具有了更明確的正義性，爭抗者的人數也就更多，爭抗的範圍也就更大。簡單說來，正是惡之愈廣愈烈，致使善之愈廣愈烈。
不要過多地責怪《鳴鳳記》的線條繁多。作者是要表現一支確實出現在歷史上的人數不少、組成複雜的爭抗隊伍。他們中的許多人，都因爭抗而數折數起，明知有前車之鑑，明知有破家之險，仍然冒死前行；一人倒下，不知從什麼地方，又站起了勇敢的繼承者……單線突進的結構方式，已無法表現這場鋪蓋到很大的空間範圍和時間範圍的政治鬥爭。
與嚴嵩地位相當的宰相夏言，是《鳴鳳記》首先著力刻劃的一個正義的代表。他本已告老還鄉，過著優遊林下的舒適日子，由於同僚舊友們想借他的聲望來對嚴嵩的兇焰有所阻遏，極力向皇上推薦，他自己出於憂國之心，重受相職於虎狼成群之時。他在這種情況下重新出山，並沒有因霜鬢銀髯而稍減鬥志，當他運籌帷幄力圖恢復河套，處處遭到奸臣們的阻難時，他並不畏懼，當面責斥嚴嵩，不為自己留半點餘地。人們勸他：“去河北賊易，去朝中朋黨難，忍耐些罷”，“二虎不共鬥”，“還是慎重為上。”他的回答是：“倘有不虞，何惜一死！”他深知嚴家奸賊包圍著皇上，進諫極難，但仍然決心“猛拼舍著殘生命，不學他腆靦依回苟祿人”。結果，他果然被惡人先告狀，聖旨下達，將他處斬。這位年邁的宰相“赤身綁縛鬢蓬鬆”，倒下在市曹利刃之下。
武將楊繼盛夫婦的行跡也令人感動。楊繼盛為了揭發嚴嵩的黨羽仇鸞通敵的陰謀，反遭嚴嵩陷害，被毒刑拷打，手指拶折，脛骨夾損，然後被謫貶到邊地做一個只能餬口的小官。後來仇鸞通敵的事實暴露，楊繼盛被皇帝召至京城重任武將，他一點也沒有因為上一次的挫折而苟且偷安，仍然寫奏本揭露總根子嚴嵩。打折過的手指在流血，溫柔的夫人在旁邊勸說，他只是不管，連夜寫罷奏本，第二天一早到午門外朗聲宣讀。不出所料，這位剛剛復職的武將也被處斬。他的夫人在臨刑前趕到，為丈夫滿斟別酒一杯，然後取出祭文一篇，跪地而讀：
於維我夫，兩間正氣，萬古豪傑，忠心慷慨，壯懷激烈。奸回斂手，鬼神號泣。一言犯威，五刑殉裂。關腦比心，嚴頭稽血；朱檻段笏，張齒顏舌。夫君不愧，含笑永訣；耿耿忠魂，常依北闕。
楊繼盛被斬之後，楊夫人又託監斬官轉達皇上，依楊繼盛生前囑咐，屍體不加掩埋，以“尸諫”感動君王。監斬官說這種意思不敢轉達，楊夫人立即拔出利刀，當場自刎身亡。這種貞烈行動，連監斬官、劊子手看來都大為震動，深深憐惜。
兵部郎中張、禮部主事董傳策、工科給事吳時來三人英勇上本的事也給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吳時來與其他兩位同約上本之後回家，面帶憂容，老母驚疑，開始時他還以其他言詞搪塞，後來看老母深明大義，便實言相告。並安慰母親說：“孩兒此本縱有謫貶，諒無大禍，望母親不必掛心。”母親當然明白事情的嚴重性，她這樣告訴吳時來：“孩兒，你不須念我，且把死生父母置之度外，好好去做個忠臣！”實在是一位值得尊敬的母親。張回到家裡，更是作了必死的準備。他一方面安排妻兒回鄉，一方面又命人預備棺材。妻子十分奇怪，前來盤問，他也是找藉口支唔，說什麼“昨見街坊老者凍死，憐其無棺，欲要送他”，又說什麼“考績將滿，當補外任，為此送你母子先去，下官不久就歸”。妻兒將信將疑地走了，他孤身一人，不禁發出長長的浩嘆：
我想朝中眾臣，多是封妻廕子，下官為國，反成拋妻棄子，恐非人情也！只是我平生志願，不在妻孥之樂，倘驅除奸佞
，使天下夫妻母子皆得安寧
，便苦了我一家也說不得
。
這種情懷，當然是高尚的，感人的。
不錯，這些人的行動只是一項：上本參奏，用今天的眼光看起來似乎不大有出息。但是，這種行動方式，是這些人當時能夠戰勝嚴嵩的唯一方式。這個隘口很小、很險，簡直無法透過，一批批勇敢的人都在這隘口前倒下了，但人們仍然在不屈地向著這個隘口挺進。他們的父母、妻子、兒女在支援著他們，眾多的百姓在目送著他們。他們的鬥爭方式可能有點愚笨，但他們的鬥爭目標卻是明確而正義的：一定要板倒大奸臣嚴嵩。他們組合成了一支鮮血淋漓的壯烈梯隊，雖然零零落落，卻又聲息相通，雖然陳屍遍地，卻又積貯、鼓盪起了一脈可貴的正氣，使嚴嵩的覆滅成為一種歷史的必然。“天意從來高難問”，最後為什麼皇上會突然回心轉意，拋棄了嚴嵩，劇作沒有、也無法加以說明，這是《鳴鳳記》在思想內容和藝術表現上的一個無可避免的弊病；在我們看來，大批志士仁人的鮮血和屍體對於嚴嵩的覆滅是起了重要作用的，而在這方面，《鳴鳳記》基本上完成了自己的主要職責。即便結尾有點匆忙和突兀，它在主體部位所積蓄的憤怒和力量，已足以給嚴嵩以毀滅性的打擊，已足以為不屈的志士們唱出一首悲壯的頌歌。
《浣紗記》
作為戲曲聲腔發展史上的一座重要里程碑，《浣紗記》在中國戲劇文化史上佔有特殊的地位。作者梁辰魚是一位名列史冊的戲劇改革家。
我們先來看看這個傳奇的內容。
這個戲表現的是在中國歷史上非常著名的一場軍事、政治鬥爭——春秋時期的吳越之爭。由於這場鬥爭本身所包含的戲劇性，歷來被採作戲劇表現的題材。不少劇本已經亡佚，《浣紗記》則作為這一題材的主要代表作留存在中國戲劇文化史上。日後繼之而起的這一題材的創作劇目，大多與它有姻緣關係。
《浣紗記》特別令人注目之處，是以一條愛情的線索串絡一場複雜的政治鬥爭。簡單說來，它起之於吳勝越敗，結之於吳敗越勝，而這種勝敗倒逆的原因，是在於越王勾踐和謀臣范蠡執行了一項成功的政治謀略。這項政治謀略包括許多方面，其中之一便是向吳王獻上越國美女西施，表面上供其歡娛，實際上損其意氣，而這位西施又恰恰是范蠡的未婚妻！
范蠡，這位使越國反敗為勝的決策者，為了實踐自己清醒的理智而要犧牲自己難得的情感
。他要找一名容貌極佳而又深諳意圖的姑娘去完成這個危險而重要的任務，不得已而想到了自己的未婚妻。西施，這位深深地愛著范蠡、苦苦地等著范蠡的姑娘，願意去做范蠡叫她去做的一切，卻萬萬沒有想到竟然是要她去做這樣一件事。結果，范蠡為了社稷、為了自己的謀略，西施為了大義，為了順從范蠡的意志，一起作出了可怕的犧牲。最後，一切如范蠡所預期，沉緬於酒色中的吳王夫差終於被暗暗地發憤圖強的越王勾踐所擊敗，范蠡與西施終於團圓，兩人功成身退，泛舟太湖之上，飄然不知去向。這就是《浣紗記》藉以撐持的藝術框架。當這對情人重新團聚在太湖扁舟上的時候，各人從胸口取出當年的定情之物——西施所浣的一縷細紗，《浣紗記》的名目也就藉以成立。
如此看來，這是一出愛情戲；但顯而易見，這出戏裡的愛情是有明確的政治皈依的，范蠡和西施的愛情是無條件地服從吳、越之爭的政治大局的。因此，不妨說，此劇以愛情悲歡為表，以政治角逐為本。范蠡和西施的離合具有戲劇性，吳越間的勝敗也具有戲劇性，梁辰魚分明是在以前一種戲劇性襯托著後一種戲劇性。范蠡定下的基本謀略是：
看暴吳真強盛，遍周遭殺氣騰。不如遣使，遣使親行請，厚禮卑詞足恭敬，更還須施間諜，去通姦佞。侍他君臣肆虐，定見驅忠藎。那時節待變乘機，把山河重整。
為此，當越王勾踐一時找不到可以前去迷惑吳王的合適美女時，他就慨然推薦了“已曾許臣，尚未娶之”的西施。勾踐尚於心不忍，說“雖未成配，已作卿妻，恐無此理”，而范蠡則回答道：
臣聞為天下者不顧家，況一未娶之女？主公不必多慮。
同時他又去說服西施本人：
小娘子美意，我豈不知。但社稷廢興，全賴此舉。若能飄然一往，則國既可存，我身亦可保。後會有期，未可知也！若執而不行，則國將遂滅，我身亦旋亡。那時節雖結姻親，小娘子，我和你必同做溝渠之鬼，又何暇求百年之歡乎！
犧牲愛情去臣服於社稷利益之下，這種選擇，我們很難給予太高的評價。有人認為《浣紗記》如此處理在格調上高於才子佳人戲，我們也不敢全然苟同。許多才子佳人戲寄寓著人們美好的愛情理想，雖然看起來只是兒女私情，實際上嘲弄了封建倫理觀念，格調並不很低；倘若為了民族存亡、百姓生死，犧牲一己的愛情和家庭，當然是值得大大讚頌的，但《浣紗記》並不如此。封建上層勢力的爭鬥也是會有是非的，例如前面剛剛說過的《鳴鳳記》就濃筆重彩地劃出了禍國殃民的一方和憂國憂民的一方的界線，因此劇中為了與禍國殃民的奸臣抗爭而捨棄家庭的行動就顯現出了一種高格調。《浣紗記》沒有花費什麼筆力去判別吳、越間的是非，這是高明的，合乎歷史事實的，但因而也就帶來了一個後果：越國最後的勝利只是謀略的勝利、意志的勝利，而不是正義的勝利；范蠡和西施的悲歡離合於是也就成了這種勝利了的謀略和意志的點綴。請看，在梁辰魚筆下，最後團聚了的范蠡和西施仍然懼怕勾踐翻臉不認人，於是就匿跡消遁，誰知道他們所苦心支援的勾踐是不是也會成為一種封建惡勢力呢？正由於此，《浣紗記》中范蠡和西施在愛情上作出的可怕犧牲明顯地包含著很大的盲目性，其格調未必比那些為實現愛情理想而幽會、而私奔的才子佳人高多少。當然，他們的行動，在客觀上也嘲弄了封建理學中的節烈觀，這倒是令人痛快的。
梁辰魚不以范蠡和西施的愛情為皈依，而所依附的政治鬥爭又不著力去表現其中的曲直是非，那他的藝術意圖又在何處呢？他究竟想借這個劇本說明什麼觀念、表達什麼意向呢？
一定說他借吳越之爭在影射明代政治，並指出夫差的形象暗指著誰，伍子胥的形象暗指著誰，范蠡的形象又暗指著誰，這種論劇方法畢竟有點勉強。“生平倜儻好遊，足跡遍吳楚間”的大音樂家梁辰魚未必有太具體的現實所指埋藏在《浣紗記》中。更大的可能是，他首先被范蠡和西施之間傳奇式的愛情生活所吸引，並對這對情人的膽略和意志深感佩服，覺得若把它表現在戲劇中一定瑰麗引人；其次，他又被這個愛情傳奇故事所依附的吳越之爭本身所包含的戲劇性所吸引，強弱勝敗、君臣主奴，被戲劇性地逆轉了過來，這裡又埋藏著不少深刻的歷史哲理。梁辰魚很想在表現這種戲劇性的政治逆轉過程中把歷史哲理抉發出來。這恐怕是他重要的藝術意圖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