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可拘泥於往事之成敗
曾國藩在審視以往的中國歷史時，尤其是重大歷史關頭時，發現往往是成功與失敗並存，不存在一定成功或一定失敗的必然性。因此他提出處大事、決大疑，不可拘泥於往事之成敗的重要論斷。他舉了三個典型的事例。
第一件事是漢景帝時諸侯王勢力極大，大臣晁錯建議“削藩”，即削弱地方藩國的權力，景帝採納了這一建議，但很快激起吳、楚等七個諸侯王國的叛亂，他們以誅晁錯為名起兵造反，景帝派太尉周亞夫平叛。這時，當過吳王丞相的盎向景帝建議說：只要殺了晁錯，叛軍就會罷兵。景帝因事出倉猝，就採納了這一建議，晁錯因此被殺。但叛軍並沒有罷兵，繼續進攻，景帝知道自己上了當，連忙加強軍事部署，最終將叛亂平定了。
第二件事是明初。朱元璋死後，由他的長孫朱允火文即帝位。他採納大臣齊泰、黃子澄的建議，實行“削藩”。但燕王朱棣以誅“奸臣”齊、黃為名，起兵反抗。這時也有人向建文帝建議，誅殺齊、黃，換取燕王罷兵。建文帝沒有采納。戰爭打了4年，燕王攻佔了南京，建文帝不知所終。齊泰等人受到族誅。這是未採納建議而敗的例子。
第三件事發生在清朝。康熙時吳三桂等坐鎮西南等地，大臣米思翰建議康熙撤藩。大學士明珠也贊成，但另一位大學士索額圖反對。康熙認為“撤亦反，不撤也反”，因此決定撤藩。吳三桂等果然起兵叛亂。最多時已佔領了江南大部分省份。這時索額圖建議殺掉提出和贊成撤藩的人，康熙帝不以為然。經過8年的戰爭，最終平定了三藩之亂。
曾國藩認為：“此三案者最相類，或誅或宥，或成或敗，參差不一。士大夫處大事，決大疑，但當熟思是非，不可泥於往事之成敗，以遷就一時之利害也。”
曾國藩還透過觀察，得出亡國之君從其一些做法上就能夠看出來。他認為，唐昭宗的例子最能說明問題。
唐昭宗時，王室衰落，地方軍事統帥各自擁有重兵，對抗中央。昭宗想有所作為，想發兵討伐李茂貞，並責成宰相杜讓能主持軍務，杜讓能再三辭謝，言他日臣徒受晁錯之誅，也不能弭七國之禍。不久，李茂貞進逼興平，朝廷禁軍敗潰，京城大震。茂貞上疏請誅讓能。讓能曰：臣固先言之矣。昭宗涕下不止，曰：與卿訣矣。是日貶讓能梧州刺史，不久賜自盡。曾國藩認為：“斯則無故受誅，其冤有甚於晁錯、齊泰、黃子澄。昭宗既強之於前，復誅之於後，此其所以為亡國之君也。”透過對歷史的反思，曾國藩開闊了自己的胸襟，對過去的事很後悔，他說：“國藩在軍時，有一時與人定議，厥後敗挫，有時將過錯歸咎於人，有時還露出不滿的樣子，都是因為見理未明的緣故耳。”
曾國藩還透過石敬瑭反唐之事，得出“事敗歸咎於謀主者，乃庸人”的結論。他說：後唐潞王慮石敬瑭之將反，李崧、呂琦勸帝與契丹和親，薛文遇阻止。帝欲移石敬瑭鎮鄆州，文遇全力贊成。厥後敬瑭反，引契丹大破唐兵，唐王見薛文遇曰：我見此物肉顫，幾欲抽佩刀刺之。曾國藩得出結論說：大抵事敗而歸咎於謀主者，庸人之恆情也。
曾國藩善於汲取歷史經驗，正是他從古今豪傑的成敗中汲取有益的營養，才免於“大功後大戮”這樣一個悲劇。但曾國藩對任何事又不拘泥，不教條，而是實事求是。他的這種認識，即使在今天也是有價值的。
衡量獲取成功性格的關鍵詞有兩個：成與敗。但是今日之成功，並不意味著明日也是這樣；今日之失敗，並不意味著明日也是這樣。曾國藩不拘泥於一時之成敗，歷經各種磨難，終成大事，因為他不甘於不獲取成功，其性格鑄定他最後結果總是“攻無不克，戰無不勝”。
巧妙地把不利變為有利
一個人如果沾染上被動的性格會怎樣呢？當然是會繼續錯誤和繼續失敗。其實，任何人的被動局面都是由自己造成的。下面，我們不妨起來探討正確與錯誤、成功與失敗的觀念對於一個人性格的影響。
人的一生是正確與錯誤、成功與失敗交織的一生，每個人都在嚴酷的生存競爭中苦苦掙扎，就像千軍萬馬過獨木橋，稍有不慎，就可能被淘汰出局。成功與失敗是人生的兩個極端，又只在咫尺之間。有人把它們稱之比鄰而居的門戶，也有人說它們不過是前後步伐，其結果相距那麼遙遠，又如此緊密相連，成敗的轉換隻是瞬息之間，沒有永遠的失敗者，也沒有永恆的成功者。只有經得起成功，更經得起失敗的人，才是真正成功的人。在遭遇失敗時，我們不妨自己說：“失敗只是暫時停止的成功而已！”
每當出現錯誤時，我們通常的反應是：“真是的，又錯了，這次是哪裡不對？”從另一方面看，有創造力的思考者會了解錯誤的潛在價值，而說些類似“看這個！它能使人們想到什麼？”的話，然後他會利用這錯誤，把它當做墊腳石，來產生新創意。事實上，整個發明史充滿了利用錯誤假設和失敗觀念來產生新創意的人。哥倫布以為他發現了一條到印度的捷徑。開普勒偶然間得到行星間引力的概念，他是由錯誤的理由得到正確假設。再說愛迪生還知道上萬種不能製造電燈泡燈絲的方法呢。
當出了差錯，或遭受某種挫折，造成了某些損失後，成功者會汲取教訓，設法補救，以扭轉不利局面，變被動為主動。
被動，是一種暫時的不利或輕量級的失敗。在剿捻不利的艱難時期，曾國荃不識時務，不知事情利害，參劾官文給曾氏兄弟帶來了極大的被動。
曾國荃為什麼會參劾勢力強大的滿族貴族官文呢？起因由曾國荃出山任湖北巡撫開始。
官文坐鎮湖廣，是清政府插在長江上游的一顆釘子。湘、淮軍在長江流域的崛起，清朝滿族權貴是不放心的，利用官文控扼長江，是清政府對付湘、淮的一個籌碼。胡林翼做湖北巡撫時，知道其中緣由，一直對官文采取籠絡政策，督撫同城，關係融洽，官文對胡林翼也是有求必應。胡林翼死後，官文與湘軍的矛盾暴露，湘軍進攻安慶時他不發兵，不供餉，曾國荃兵駐雨花臺，在急需救援時他奏調多隆阿去陝甘“剿回”。但當時清廷用得著湘軍，曾氏兄弟與他亦無多大幹系，所以矛盾也沒有公開爆發。可是，如今曾國荃做了湖北巡撫，又在那裡組建“新湘軍”，加上曾老九其人鋒芒畢露，目空一切，不把他這個滿洲貴族看在眼裡，他就決心想法整整這個不可一世的曾國荃。
官文與湖北按察使唐際盛商量對策，唐為官出謀劃策，讓官文出面給皇帝上奏摺，保奏曾國荃為“幫辦軍務”，讓他率軍去鄂北“剿捻”，離開武昌，駐兵襄陽，拔去這個眼中釘。官文依計而行，諭旨很快批覆，正如官文所請。
曾國荃不知是計，一直帶兵打仗也不知“幫辦軍務”的官銜有多大，應不應該專折謝恩，只好寫信給大哥。曾國藩回信說，幫辦軍務屬毫無實權的空名，如李昭壽、陳國瑞等降將，劉典、吳棠等微品職銜時，都曾得到過“幫辦軍務”之名目。故此不必謝恩，但也不可推辭或氣惱，權當沒有此事，以後公牘上也別署這個頭銜，不然會惹人笑話。
恰在此時，湖北糧道丁守存向曾國荃撥弄是非，說湖北“新湘軍”組建，所需糧草由糧臺籌集，但官文卻不讓給“新湘軍”供糧。原來這個丁守存曾因貪汙公款被官文發現，敲詐他大部分家產才沒有參劾他，他這次想借曾氏兄弟之手報復官文。曾國荃把這兩事合起來考慮，大為惱火，決定向皇帝告發官文。
曾國荃幕中無文吏，恰在此時曾國藩的長子曾紀澤來湖北，遂同侄子商量擬稿。曾紀澤時年27歲，由於父親的薰陶，已知官場之險惡，叔父之魯莽。所以當即提出官文是滿洲貴族，為太后和皇上所寵信，要彈劾他實非小事，最好先同父親商量後再定。然而曾國荃卻認為自咸豐八年復出後，哥哥的膽子越來越小，反而辦不成大事，這次彈劾官文不該讓哥哥知道，免被阻撓。曾紀澤只好按九叔提供的內容擬稿，最終稿成，列舉了官文貪庸驕蹇、欺罔徇私、寵任家丁、貽誤軍政、籠絡軍機處、肅順黨孽等多款罪狀，此折在襄陽郭松林營中發出。
曾氏叔侄不甚明瞭彈劾官文的利害，寫奏摺的水平也無法與曾國藩相比，因此奏摺過於草率，文字雖洋洋數千言，但語言欠斟酌，參劾內容儘管多是事實，但疏奏多不中肯。曾國藩聞到九弟具疏彈劾官文，深恐此舉會遭大禍，趕緊從曾國荃手中要來底稿，看看奏言是否立得住腳，或可設法補救。看罷底稿，曾國藩立即寫信給九弟，讓他忍隱、克己、修身而自保自強，不要“在勝人處求強”，不要“因強而大敗”，信中對兒子反覆責怪，不該做出此等招非惹患之舉。
曾國荃讀罷哥哥來信，方知事情的利害，但後悔已遲，只能等著事態發展。曾紀澤受責，趕緊離開武昌，避開是非圈子。
正如曾國藩所料，曾國荃的奏摺在清廷中引起了軒然大波，尤其折中牽連軍機處，說官文籠絡軍機處，軍機處“故意與鄂撫為難”等，立即引起軍機處的不滿。軍機大臣胡家玉面稟慈禧太后，說曾國荃誣告官文，指責軍機，存心不良，所奏事情亦多不合，要求擬旨駁之。還說曾國荃指官文為“肅順黨孽”，更是兇險之詞，要求照例反坐，治其誣陷之罪。這一參劾，給曾氏兄弟帶來了極大的被動。
慈禧只得讓軍機處派人去湖北調查，並給調查者一個欽差頭銜。調查湖北督撫糾紛的欽差回到北京回奏時，把奏摺所列各條全部駁回，要求朝廷下旨治曾國荃之罪。慈禧對此頗感為難，她一見奏摺，就知事出有因，表面上是曾、官督撫相爭，實則是滿洲權貴與湘、淮頭領發生矛盾。曾國荃背後有一大批湘、淮軍閥，官文背後有一大批仇視漢官的滿洲貴族。她既不願懲處官文，也不想在需要湘、淮軍為她打仗之時開罪這些軍閥。
在慈禧猶豫之際，曾國藩為解救被動局面，來了一個弟弟唱黑臉，哥哥唱白臉的策略，上密摺保官文。
正在慈禧太后思考如何處理之際，忽然接到曾國藩和左宗棠的兩個奏摺；一折密保官文，是曾國藩所上；一折說曾國荃彈劾官文一書，是當今第一篇好文章，以自己在湖廣多年所見為證，指責官文種種劣跡，要求太后、皇上對官文懲處，以示朝廷公正。原來曾國荃彈劾官文之後，湘、淮諸大員頻繁交換意見，大多認為曾國荃魯莽，不該得罪權貴。李鴻章為曾國藩出一策，讓他在此時擬折密保官文，請求清廷不要深究官文之罪，這樣做可以挽回滿貴對湘淮的仇恨，或可息事寧人。曾國藩本也痛恨官文，但迫於形勢，只好照此辦理了。但遠在西北鎮壓回民起義的左宗棠，手握兵權，處於清廷不得不重視之地位，聽到曾國荃彈劾庸劣卑鄙的官文，大感稱心，於是在西北戰場給朝廷上了那篇詞氣亢厲的奏疏。
慈禧見湘、淮大將都表了態，只好從中維持“和局”，按照督撫同城不和的成例處理：把官文內調京師，以大學士掌管刑部，兼正白旗蒙古都統。官文調走，未加任何懲處。曾國荃仍為湖北巡撫，未加指責，使此事宣告結案。官文調走後，湖廣總督由李鴻章擔任，因蘇撫一職暫不能脫離，調其兄李瀚章暫署湖督，讓淮軍首領李氏兄弟從中撿了大便宜。經曾國藩這一舉動，暫時地渡過了這一危機。
一個人獲取成功性格就是把被動化為主動，把受制變成控制。曾國藩就是這麼做的。
借可借之人，借可借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