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變”字是人生之大境界
曾國藩的處世之道，實際上是一種靈活辯證的處世態度和方法。因此，雖然他在處世中勤於功名，以儒家思想為核心，恪守仁義的其宗未改，而在為人做事的“形”上卻是一生三變。正是這“三變”蘊涵了人們對他的褒貶。但不管怎樣，沒有這適時的“三變”，便不會有他的更大成功和名聲。
有記載說：曾國藩“一生凡三變。書字初學柳公權，中年學黃山谷，晚年學李北海，而參以劉石，故挺健之中，愈饒嫵媚”。這是說習字的三變。“其學問初為翰林詞賦，既與唐鏡海太常遊，究心儒先語錄，後又為六書之學，博覽乾嘉訓詁諸書，而不以宋人注經為然。在京官時，以程朱為依歸，至出而辦理團練軍務，又變而為申韓。嘗自稱欲著《內經》，言其剛也。”這是說學問上的三變。
綜觀曾國藩一生的思想傾向，他是以儒家為本，雜以百家為用。上述各家思想，幾乎在他每個時期都有體現。但是，隨著形勢、處境和地位的變化，各家學說在他思想中體現的強弱程度又有所不同，這正反映了曾國藩善於運用各家學說的“權變”之術。
曾國藩的同鄉好友歐陽兆熊曾經認為，曾國藩的思想一生有三變。早年在京城時信奉儒家，治理湘軍、鎮壓太平天國時採用法家，晚年功成名就後則轉向了老莊的道家。這個說法大體上勾畫出了曾國藩一生三個時期的重要思想特點。
曾國藩紮實的儒家功底，是在做京官這個時期打下的。他用程朱理學這塊敲門磚敲開了做官的大門之後，並沒有把它丟在一邊，而是對它進行了深入研討。在新的環境裡，他得到了唐鑑、倭仁等理學大師的指撥，登堂入室，其理學素養達到了一個新的境界。他不僅對理學論證綱常名教和封建統治秩序的一整套倫理哲學，如性、命、理、誠、格物致知等概念，有了深入的認識和理解，而且還進行了理學所重視的身心修養的系統訓練。這種身心修養在儒家是一種“內聖”的功夫，透過這種克己的“內聖”功夫，最終達到治國平天下的目的。他還發揮了儒家的“外王”之道，主張經世致用。唐鑑曾對他說，經濟，即經世致用包括在義理之中，曾國藩完全贊成，並大大地加以發揮。他非常重視對現實問題的考察，重視研究解決的辦法，提出了不少改革措施。曾國藩對儒學，尤其是程朱理學的深入研求，是他這個時期的重要思想特點，而對於這一套理論、方法的運用，則貫穿於他整個一生。
從太平天國起，曾國藩臨危受命，組織湘軍鎮壓農民起義。在這個時期，尤為鮮明地表現出他對法家嚴刑峻法思想主張的推崇。他提出要“純用重典”，認為非採取火烈般的手段不能為治。而且，他還向朝廷表示，即使由此而得殘忍嚴酷之名，也在所不辭。他確實也是這樣做的，他設立審案局，對所捕農民嚴刑拷打，任意殺戮。他還規定，不完糧者，一經抓獲，就地正法。在他看來，儒家的“中庸”之道，在這個時候行不通了。
曾國藩的老莊思想，始終都有表露。他常表示，於名利之處，須存退讓之心。自太平天國敗局已定，即將大功告成之時，這種思想愈強烈，一種兔死狗烹的危機感時常縈繞在心頭。他寫信給弟弟說，自古以來，權高名重之人沒有幾個能有善終，要將權位推讓幾成，才能保持晚節，天京攻陷之後，曾國藩便立即遣散湘軍，並作功成身退的打算，以免除清政府的疑忌。
三個時期不同的思想傾向，說明曾國藩善於在各種不同的情況下，從諸子百家中汲取養分。容閎說，曾國藩是“舊教育中之特產之物”。無疑地，在曾國藩身上，熔鑄了中國傳統文化的各種基因，正是這些基因，使曾國藩成了封建社會的“三不朽”人物和最後一個精神偶像。
關於曾國藩處世態度由酷峻變柔順有一個重要的過程。這個過程即發生在1858年。曾國藩初出治軍，嚴刑峻法，手段非常刻薄，可以從他殺李金陽事件看出其殘酷無情，且與疆帥多相忤。然自1858年再起，則大變矣。這一變化過程有記載說：……先是文正（曾國藩）與胡文忠（胡林翼）書，言恪靖（駱秉璋）遇事掣肘，哆口謾罵，有勸效王小二過年永不說話之語。至八年奪情再起援浙，甫到省，有“敬勝怠，義勝欲，知其雄，守其雌”十二字，屬恪靖為書纂聯以見意，交歡如初，不念舊惡。此次出山後，以柔道行之，以致成功，毫無沾沾自喜之色。嘗戲謂予曰：“他日有為吾做墓誌者，銘文吾已撰：不信書，信運氣，公之言，告萬世。”故予輓聯中有“將汗馬勳名，問牛相業，都看作秕糠塵垢”數語，自謂道得此老心事出。蓋文正嘗言以禹墨為體，以莊老為用，可知其所趨向也。曾國藩如何變得“柔順”呢？有人認為羅汝懷之勸勉最有影響。當曾氏丁父憂請假在家時，汝懷寄以書，諄諄以尚平實勿爭權相勸。其書略雲：獨識閣下為奇士，所見四方之士無出其右者，何者？天下為平實堅術之人可以幹事，軍務尤然。閣下無大僚尊貴之習，行履部伍，親操細事。庶幾大禹之櫛風沐雨，手胼足胝，故能船堅炮利，壁壘堅固。即糞廁亦有方隔，所謂道去屎溺，此非高談渺論不知而作者所能望見也，乃復溫乎其容，抑然自下，慕好賢之雅，循周諮之節，日冀奇士之來於前，然而戰勝城弗克，餉弗給，奇士無如何也。閣下本奇，斯不免太奇之病矣。夫救乏自古無奇策，況在今日糈餉之匱。然生財之道，未嘗無良法，尤貴有美意。鄙諺曰：“官出於民，而民出於土地。”其折撥捐抽之法，要在使民無怨，且使官無怨，財源無窒塞之患。使民無怨，閣下所知而以為美談者也；使官無怨，則閣下所不知而以為口說者也。惟其然也，故折漕自我，撥漕自我，捐資抽稅皆欲自我，而不復有人之見存焉。雖軍務者閣下之專司，而民者疆吏之職守，各持其是，易地皆然。閣下軍政必自己操，大權未嘗旁落，而欲兼掌一方土地人民之事，然則聖人之設官分職，官事無攝者非乎？羅汝懷之書，把曾國藩苛求及壟斷權力之病，一洩無遺。曾國藩能虛懷而接受之，1858年以後其之立身行事亦深受其影響。如果將1854年因與王錱不愜而不救其敗事，與1864年與左宗棠絕交後仍能助其成大功於西北二事相比，即可見曾國藩之待人接物，前後判若兩人。
世謂曾國藩以禹墨為體，老莊為用，實則曾國藩在1858年以前以禹墨為體，申韓為用。1858年以後，始改而趨巽順。如果將曾國藩的一生處世也按三個階段來劃分，亦各有其特點：第一階段，為銳意進取奮發向上的時期；第二階段，為擘畫經營，功德圓滿之時；第三階段，為自主自抑，持盈保泰，不在勝人處求強的平和時期。民國的何貽說：就曾公之三個時期而言，則早年生活，如朝暾初出，氣象蓬勃。無論情感意志，學問德行，均有蒸蒸日上之概。及至中年，則如白日麗天，盛極一時，無論道德學問，事業文章，均已漸臻成熟，蔑以復加。洎乎晚年，宛若斜陽晚照，好景無多，雖德量愈醇，令人仰慕，志氣事功，亦少替矣。可見曾國藩的處世，不僅是一生三變，甚可說是一生多變。
一條路走到底，是不明智之舉。獲取成功性格者都有一個特長：隨機應變，巧中取勝。曾國藩一生經過三次大調整，不停地變化獲取成功性格的招術，故終於獲取成功性格。
做事關鍵要看時機
猶豫者的性格突出地表現為抓不住機遇。在我們的生活中不乏一些優柔寡斷的人，他們無論大事還是小事都難以做出決定。究其原因，人們之所以優柔寡斷，因為他們總希望做出正確的選擇，他們以為透過推遲選擇便可以避免犯錯誤，從而避免憂慮。有一位患者去求助心理醫生，當醫生問他是否很難做出決定時。他回答道：“嗯……這很難說。”
那麼，怎樣才能克服和阻止優柔寡斷的性格呢？
要消除優柔寡斷，你不要將各種可能的結果都用對與錯、好與壞，甚至最好與最壞來衡量。所有選擇的結果只是他們各自不同而已。例如，你到商店購買了一件衣服，當你穿給父母、朋友或孩子們看之後，他們會表露出不同的觀點，而你無法判斷他們哪一個人的觀點是對的，哪一個是錯的。關鍵一點，是你自己喜歡最為重要。
如果採用自我挫敗性的是非標準，你就會認識到，每當你做出一項決定時，你只要權衡選擇其中的一種結果。倘若事後你對自己的決定感到後悔，並且認識到後悔是浪費時間，下一次你就會做出不同的決定，以達到你的期望。但是無論如何，你絕不會以“正確”或“錯誤”來做出決定。
曾國藩是晚清時期著名的理論家和實幹家，他崇奉理學，卻並不迂腐，他認為一種道理“適時則貴，失時則損”，並說“物窮則變，自古然也”。處於兩種文化的轉型時期，曾國藩受到一系列事實的刺激，漸漸從內在融通兩種文化，成為近代文化的積極倡導者。
曾國藩說：“居家之道，治軍之法，與人酬應之方，餘亦皆無一定之風格，關鍵要看時機。”
曾國藩早先也一心埋頭聖人之道，對於海外四方的情形一無所知。先有鴉片之戰，舉國震驚，曾國藩開始對西方列強的堅船利炮有了初步的認識。咸豐七年（1857）英法聯軍進逼北京，朝野有識人士才如夢初醒，認定國勢已處於積弱之下，藩籬既撤，門戶洞開，戈矛武器，遠不及外人槍炮的鋒利。在清廷，則有奕、文祥等號稱識時務的大員。在疆吏之中，則有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等開始極力提倡自強運動。他們的這種作為，無疑是一種“適時則貴”之舉。
曾國藩還認為，即使是人的一種思想、一種行為風格也是“適時則貴，失時則損”。比如他對於禮治和法治思想的運用就說明了這一點。很多人知道曾國藩是申韓的門徒，主張嚴刑峻法，對官吏則力祛腐糜之風，對民眾則以嚴刑懲治奸蠹，以糾正世風。當年，曾國藩在湖南時，對於鄉里的惡霸奸滑之人，就不曾手軟過，重則處於斬梟，輕則立斃杖下，其他的人命不該死，關押起來也少不得挨鞭子，很多人死在牢裡。當時的湖南鄉民就送給曾國藩一個“曾剃頭”的諢號。但是這也只是看到了曾國藩法制思想的一端，其實他對思想教化的功用一向是放在法治之前來提出的，禮治在先，所以施用嚴法只是為了應付世風墮落積久之弊。只是到後來，由申韓而為老莊。在當時的曾國藩看來，針對腐朽沒落的世風，主張嚴刑峻法就是一種“適時”。
因此，曾國藩說：“居家之道，治軍之法，與人酬應之方，餘亦皆無一定之風格，關鍵要看時機。”大凡有頭腦、智慧的人，根本方法是：看清眼前各種各樣的複雜情況，在機遇上動腦筋。曾國藩的大腦之所以聰明過人，就是因為他能從別人手中搶時機，從別人手中丟掉的時機中找希望，故有獲取成功性格之態勢。
機會是成功的跳板。具有果敢性格的人不是讓“好心人”送來機會，而是主動撲向機會，從機會中打撈自己想要的“黃金”。
不妨轉換另一條路
人生之路，不是一條，而是多條。同樣，為求生存，也應該有多方面選擇的可能，防止把自己引入偏端。當然，具體能否如此，與一個人的性格有關係。曾國藩帶兵打仗，苦讀古書，似乎不善求多變之路，實則不然，他還懂得經商對於強國的作用，並且腦子靈活，重用精通這方面的人才。
“借商以強國，借兵以衛商”，這是中國古代開明的官員所極力提倡的，曾國藩也注重商業與國家、民生的關係。
對於老百姓來說，重要的是衣食住行有保障。在生活中，一是有飯吃，二是有錢花，這樣，人心就可以安定，生活就有保障，人民就願意接受教育。所謂“富後而教之”說的就是這個道理。教育施行了，人們就會按合乎社會標準的道德準則來要求自己的行為。這樣，社會風氣就會好起來，社會也就會有秩序，天下也就太平了。
“無商不活”。商業是財力的來源，商業為各行各業提供經濟來源，提供物質基礎。大力發展商業，是發展科學技術，發展工農業生產的需要，是國家財政建設的需要，應該給予高度重視。
曾國藩認識通商做買賣的重要性，是從購買洋人武器開始的。以其憑藉西方先進的堅船利炮，迅速剿滅太平天國。但苦於財政緊張，此項經費無出，暫時擱置。咸豐十一年（1861）末，太平軍攻下了寧波、杭州等地，並繼續向東南一帶進攻，在上海外圍擺開戰事。有傳聞說，太平軍正在籌款，準備向美國購買船炮，這使清政府大為恐慌，如若傳聞成為事實，太平軍大有從所佔領的寧波海口北上天津攻打北京的態勢。為此，向外國購買軍用船炮一事，再次被提到議事日程上。尚書趙光、御史魏睦庭都上書朝廷，提出借兵助剿以及迅速購買外國輪船火器，以對付太平天國。這時，在朝廷起到舉足輕重地位的奕也認為：“事機甚迫，呈借兵剿賊未可遽議，而購買船炮之議，尚屬中外會同詳核。”於是決定先行購買船炮。如何籌集這筆款項呢？代理總稅務司赫德向奕建議，將鴉片稅留作購買船炮的費用。
曾國藩看重容閎，也是因為他在通洋、經商方面有些心計。容閎在美國耶魯大學畢業後，回到祖國，但大清朝對他不重視，任其當翻譯、上海海關職員、洋行職員，自由經商。在這過程中，太平天國革命的蓬勃發展，第二次鴉片戰爭，都充分暴露了清王朝的腐敗與無能，使其大失所望。咸豐十年（1860）秋，容閎從上海來到了天津，去對他“幾欲起而為之響應”的太平天國進行實地考察，受到洪仁的熱情歡迎，並多次被邀參加講座軍政大事。同治二年（1863）經李善蘭的介紹，加入曾幕，辦理洋務。
當時容閎的主要想法是要透過曾國藩實施他的“西學東漸”計劃。首次會面，曾國藩便向他提出了：“君以為今日欲為中國最有益最重要之事業，當從何著手？”容閎當即回答：“中國今日欲建設機器廠，必以先立普通基礎為主，不宜專以供特別之應用。所謂立普通基礎者，無他，即由此廠可造出種種分廠，更由分廠以專造各種特別之機械。簡言之，即此廠當有製造機器之機器，以立一切製造廠之基礎也。”容閎特別強調“立普通基礎”之工廠，因為擁有了這樣的基礎，不但可以造槍炮彈藥、輪船，而且可以造出各種機械，作為一切製造廠的基礎。
談話後，曾國藩深深地為這位年輕人“制器之器”的主張而折服，頗感這一主張比自己的為適應“特別之應用”的軍火生產要高出一籌。幾天後，曾國藩再次召見容閎，專折保奏他為五品銜，撥白銀68000兩，派其赴美購買先進的機器裝置。對於曾國藩的知遇之恩，容閎認為一時無以回報，只有傾盡全力，購回機器裝置，才是對曾國藩最好的回報。不久，容閎即從安慶出發，經英國倫敦於次年春抵達美國，經多方洽談，終與樸得南公司訂約，由該公司按“製造機器之機器”標準承造，並於同治四年（1865）運抵上海。
透過容閎這次購買洋機器，曾國藩加深了對通商貿易的認識，也對與讀書做官之間的關係，做了平心的論說。經商是為了獲取鉅額利潤，讀書是為了博取名聲和權位。一個人如果用心讀書而沒有成效，就應該把讀書做官放在次要地位，而以主要精力去經商致富。經商獲利之後，為子孫後世考慮，就應該把經商放在次要地位，而專心讀書經世。這樣一弛一張，相輔相成，要麼贏得萬貫家業，要麼獲得高官厚祿，就像車輪運轉一樣不斷迴圈變化。
曾國藩能從大局看問題，靈活地對待眼前事，不是死板教條地固守一法，自然顯得變化多端。作為一個馳騁疆場、又深習古籍的人，能有如此之頭腦，實屬不易。這也說明曾國藩性格中有善變的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