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為別的，十年來，有不少工人們養成了偷奸耍滑的習性。
都變成了善於怠工，吃大鍋飯倍兒香的滑頭。
偏偏由於體制的限制，企業領導無權對這些工人實行實質性的經濟處罰。
於是在幹活全憑自覺的環境下，這些落後份子，仍舊我行我素。
並且對上級領導毫無尊重和忌憚之心。
每天不是樂此不疲的裝病、打牌，就是嘲笑領導與那些好好工作，認真負責的人。
這就導致，一些老鼠屎壞了整鍋粥。
幹多幹少一個樣，幹好幹賴一個樣。
不但讓渴望恢復舊日榮光，努力工作的人日益心冷。
也讓國營企業人浮於事，越來越喪失活力。
而在生活裡，京城老百姓也正日益感受到，由城市人口急劇增長所引發的不便，以及由價格體系動搖傳來的震盪。
毫無疑問，城市人口暴漲是知青大返城的必然結果。
從1978年到1980年的三年，京城以每年幾十萬人的速度，容納這些從異地歸家的青壯年。
京城幾乎每一個家庭，都有孩子屬於這個群體，因此沒有人能夠抱怨。
就拿扇兒衚衕2號院來說吧。
繼寧衛民之後，邊家的二兒子邊建功，米家的大閨女米曉冉。
也都在這個春季回到了家裡，把戶口都遷回了京城。
於是，不但工作崗位的缺口越來越大，返城知青有了“待業青年”的雅號。
京城的市政體系和服務業也深陷在超負荷運轉之中。
無論坐公共汽車、上街買東西，澡堂子洗澡，洗髮店裡理髮，照相館照相，還是飯館裡吃飯。
這些人們的基本需求，全都變成了困難重重之事。
以寧衛民的家門口兒來看，無論前門大街、大柵欄、鮮魚口、還是打磨廠。
作為京城的鬧市區，幾乎從早到晚的人滿為患。
而八大員們的工作態度，當然因此變得更加粗暴和惡劣。
本來還算可以的社會秩序也因為無所事事的青壯年越來越多，變得重新混亂起來。
在京城的任何角落，每天都在發生爭吵，甚至是動手幹仗的情況。
偏偏就在這個時期，計劃經濟的價格體系也隨著改革程序的深入，開始鬆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