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邊，朝廷和蒙古人搞邊貿合作，可總賒賬，你要錢就砍你。對外貿易就不用說了，海禁，你出不去，出去了就是倭寇，殺光。但你還是經不住利潤的誘惑，好不容易走一私回來攢點錢，沒被逮著，發了財，上下打點好，還出去找死幹嘛？人有錢了，命也值錢了，就不出去賣命了。
在大明，國內最賺錢的是賣鹽，可你得從國家那買鹽引，大頭還是國家拿著。販糧？運茶？賣絲？制瓷？國家不參股你賣的了麼？最後算來算去在這個國家投資賺錢，或者說大官僚，士大夫階層在賺錢，走到最後，也是走到當官的路上去，當官的人一旦跟錢掛鉤，就不用想社會發展了，這也是華皇嚴厲禁止官員做生意，或者發現官員以及官員的直系親屬，跟做生意相互掛鉤，都會被制裁的原因。
最安全的方法才是利潤最高的。而最安全的投資渠道，無一不是農業經濟，再加上重農抑商的傳統國策，以及政治風險。所以到封建制度的強盛時期，只能買房買地科舉當官，於是商業資本最終迴歸土地，以末養本。商人階層最終轉化為了大地主，反而鞏固了農業社會的舊秩序。至於外國蠻夷你也少來，不是朝貢使不說，還想跟天朝談平等貿易，簡直是蹬鼻子上臉，當時的洋人又打不過明朝，只能和沿海走一私商人們愉快地做起生意，朝廷也管不了，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後來為了解決福建人民的生活問題，開了個月港允許福建進行對外貿易，墨西哥的白銀就透過這種方式源源不斷地流入中國，但最終還是被換做田產，或被埋入地下，或被做成工藝品。
而在歐洲，由於國家林立，又沒有人能真正自給自足，因此有著一個巨大的國際市場，活躍的貿易需求不斷刺激著商業發展，西班牙土豪從美洲拉來黃金，用來買英國鄉巴佬織的布，荷蘭中間商從中販運，資本的流入最終刺激了各國商業的發展，而發展又帶來了更大的需求，新的需求又為資本提供了新的投資渠道，最終形成了一個良性迴圈。而這都是一個自給自足的龐大帝國所不具備的，沒有需求，何來發展？
再說掠奪，如果從歐洲的歷史來看，要麼對內掠奪農民，要麼對外掠奪原住民。這兩者的背後都有著一個渴望財富的市場的呼喚！
前者為了擴大生產，然後賺資本，後者就是直接搶資本，搶了以後再投資再賺再搶，由於身邊還有小夥伴再搶，那你就必須更加把勁兒地去搶。
而明朝這樣一個靜態的農業帝國，既富有，又缺乏內外競爭，根本沒有出去掠奪的動機，國家的主要義務是賑災和保持小農不要破產，社會和諧了，就好，投機倒把的事，不要搞。所以，沒有市場需求的支援和對私人資本的保護，商業資本沒有出路，最終只能迴歸農業。更談不上原始積累。
從政策上講，資本主義的的發展是需要國家配合的，英荷都鼓勵商業發展，以及海外貿易，鼓勵私人資本的增殖，為了擴大生產而迫使農民破產，以提供自由勞動力，政府透過稅收從私人資本的增殖中受益。
而這在明代是根本不可能的。中國作為一個龐大的農業國家，國家稅收幾乎完全依靠田賦和人頭稅，其稅源主要來自自耕農，也就是小農們！他們是真正的國本，而商業的發展帶來的利潤在明代這樣量級的國家面前，是十分遜色的，其所提供的利益無法讓政府提起興趣，而商業的發達必然帶動人口的流動，以及稅收和管理的困難，這都是動搖農業國家根基的事情，再加上商業所帶來的對自由的需求，更是等級森嚴的專制國家之大忌。更何況明朝的經濟政策即便在傳統的農業社會中都是保守而消極的。
這其中有兩個特點：一是平均主義：因為對蒙古統治的厭惡與反動，朱元璋在立國之初就打算“恢復中華”，他期待國家回到蒙古人的腥羶汙染前的狀況，於是他就著手恢復到古代的理想社會去，在經濟上的表現非常消極，他為了維護農業社會的和諧穩定，割蘇杭商業發達地區的肉，去填不發達地區的坑，為的就是保持整個國家發展的平衡，而資本主義的發展需要的就是不平衡，讓資本和勞動力集中於一處，但在明代這種國策的干涉下，這一切基本都是妄想。
二是放棄對經濟秩序的管理，這其中最主要的是對金融管理的消極，主要體現在鑄幣方面，明代的鑄幣量和宋代相比是極少的，一個原因是因為中國缺銅，明初發行紙幣失敗以後，大明朝就對金融撒手不管了，以致於在美洲的白銀大量流入之前，地方稅收又迴歸到了實物繳納的狀態，而這對於商業貿易的發展是極為不利的。
再者，在重農抑商的傳統思想之下，政治正確的做法始終是保護農民利益，而不是商人，國家工作重心始終是以小農利益的為中心的，打擊大地主，增加佃農，使耕者有其田這樣的仁政才是古代衡量一個朝廷的統治是否成功的標準，而這恰恰是資本主義發展的大敵。
資本主義發展的一個條件是大量的自由勞動力，而這在明朝確實也出現了，因為明朝的統治在傳統政治看來是失敗的。朱八八的復古主義分封了一大批只許吃飯，不許幹活兒的藩王，再加上官僚階層的各種特權，培養了一大片大地主和失地農民，這些沒有土地的人和英國圈地運動中形成自由勞動力是一致的，都是一無所有的無產者。稱呼這些人，在明朝有個專有名詞，叫做流民。而最終大明朝亦是被這些人推翻的。
為何同樣的自由勞動力在英國促進了資本主義的發展，而在明朝卻推翻了一個帝國呢？區別就在於經濟結構的不同，英國人為了貿易利潤擴大生產，對自由勞動力有需求，這些需求就消化了他們，把他們轉化為了產業工人。而明朝由於前面說的種種原因，根本不存在消化這些多出來沒事幹的勞動力的產業，最終只能被流民埋葬。
此外，更為重要的是明朝缺乏與商業發展相匹配的金融制度，由於貴金屬缺乏，中國很難穩定地為市場供應貨幣，直到紙幣發明，政府由於缺乏金融知識，濫發紙幣導致貨幣信用破產，最終放棄了貨幣政策。
因此民間自發使用的貨幣替代物便出現了，那就是白銀。然而白銀並不是貨幣，它本身不具備完整的貨幣屬性。白銀並非抽象的符號，沒有幣值概念，白銀作為通貨本質依舊是以物易物，不需要政權的認證和信用擔保，這和銅錢的性質相去甚遠。也正因為此，政府無法透過貨幣政策干預市場，而明代落後的財政制度由使得它難以有效地從民間財富中獲得稅源，財政危機成為常態，故而只能透過加稅進一步掠奪農民，激化社會矛盾。
清代透過購買日本銅礦發行銅錢的做法緩解了這一問題，但始終無法解決缺乏貴金屬的天然缺陷。最後，明朝太大了。資本主義的生產模式無論怎麼發展，在龐大的農業經濟面前都是個小不點，很難消化巨大的自由勞動力，產業升級過程中對勞動力的需求和從這些勞動力手中奪取生產資料的速率是不平衡的，因此這個社會要麼在轉型中崩潰，要麼新的經濟因素在轉型中枯萎，對於明朝而言，最有可能出現的是後者，因為其連資本主義存活的土壤都還不具備。
即便在華皇穿越而來的二十一世紀，不少國家在發展資本主義的道路上依舊面臨著這樣的問題，必須要搞城鄉二元化來避免社會的動盪。
而太大了的的另一個壞處是，在東亞沒有人能夠和它競爭，任何文明的進步都是在競爭與交流的過程中實現的，宋代之所以能在各個領域都取得長足的進步就與其始終面臨著北方的強大壓力有關，而且其對手不是明朝面對的韃靼瓦剌那樣的落後文明，而是不遜於他的遼與金，這種良性的競爭秩序是宋朝進步的一個重要條件，也是明朝不具備的，在一個地域完全被納入一個勢力，一種文化，一種模式之下時，其發展必然會走上固步自封的桎梏。
於是，明朝和清朝再發展也是不可能走上資本主義道路地。
清代能戰勝明代，不是因為所謂自恃冷兵器，而正好相反，是因為其在火器的發展和應用持平或者超越了明代。在明軍憑城用炮的策略之下，清軍是難以突破明軍防線的，但是由於明朝編練的西式新軍登州火器營叛變投降清朝之後，滿人也組建了自己專業的火器部隊“烏鎮超哈”。
正是憑藉火炮的威力才能夠突破明軍的防禦，尤其是在進攻南明的作戰中，火炮一直都發揮著重要的作用，江陰一戰，清軍就是靠火炮數百門轟開了江陰城。
而入關以後，清軍的火器發展亦在明代的基礎上取得了長足的發展，至雍正朝，鳥槍在南方的配備率已經過半，並且取代了明代雜亂的火器系統，統一了制式。
至於乾隆朝的各處征戰，火炮與火槍的應用已經十分頻繁，相比於明朝扔停留在各種火器雜亂，無組織無戰法的應用，無疑是進步的，這也是為啥滿清對於馬噶爾尼展示火器，不屑一顧的原因。
因為清代規定火器部隊每月都要進行定期演練。
清代的火器發展與歐洲相比自然是落後與停滯的，因為當時清國周圍幾乎沒有敵人，軍事技術的發展自然沒有了必要，沒有需求，就沒有發展，這和資本主義在中國不曾出現亦是一個道理。
但是正因為這樣，透過不停的在大清末期學習，並且建立了一個嶄新的華國的萌總裁的想法改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