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翊鈞冷冷一笑，道，
“建州奴酋若願朝貢，何必還要對朝鮮稱臣？”
“他分明是對朝廷有所忌憚，不想親自赴京，這才稱臣朝鮮，以示自己斷無僭越之意。”
張誠回道，
“倘或皇爺非得要他來，他又哪裡有拒絕的道理？”
朱翊鈞沉吟不語。
張誠又道，
“依奴婢看，此番建州奴酋稱臣朝鮮，實則是有兩層緣故。”
“一是為求讓朝廷放心，儘快從建州退兵，二是為求讓遼東將領安心，轉而進剿葉赫。”
“如今這兩樁夙願都已達成，建州奴酋對朝廷的警惕已然降到了最低。”
“倘或這時皇爺因其稱臣朝鮮一事而斥責於他，他害怕功虧一簣，必得對皇爺惟命是從。”
朱翊鈞淡淡道，
“未必，朝鮮國力匱乏，已是眾所周知之事。”
“建州奴酋狼心狗肺，萬一朕下旨斥責，他為表‘忠心’，反入境朝鮮為禍作亂，重蹈李峘在位期間，滿蒲之亂之覆轍，豈不是反讓他挑撥我大明與朝鮮不合？”
李氏朝鮮的國力衰退並非是從後金崛起開始的。
實際上，早在朝鮮明宗李峘在位時期，朝鮮國力衰敗的事實就已經暴露無遺。
嘉靖二十七年時，女真人便進攻過朝鮮滿浦，焚燒了滿浦鎮守護廳，還將滿浦城門之鎖拔去，朝鮮軍隊士氣低落，對此竟無能為力。
朝鮮朝臣們議論紛紛，不但拿不出切實可行的措施，文武兩班還各自推卸責任，最後為了不生邊患，朝鮮明宗竟諭令邊鎮對女真人“來者不拒，去者不追”。
等到朝鮮宣祖李昖繼位之後，朝鮮朝中情況更加敗壞。
以金孝元為核心的東人黨和以沈義謙為中心的西人黨開始決裂，從此便開始了朝鮮王朝無休無止的黨爭，其影響甚至波及於朝鮮國王的廢立與明末東北的格局。
這也就是為甚麼，努爾哈赤雖然害怕朝鮮因諸申越境而來建州興師問罪，但他眼裡朝鮮對建州的斥責手段，也只限於外交辭令和罰銀。
與之相比，令努爾哈赤更不安的，卻是諸申因建州經濟窘迫而脫離他的法令與管控。
雖然朱翊鈞目前是朝鮮的宗主國國君，但他心裡清楚，自己透過宗主身份而改革朝鮮內部體制的希望極其渺茫。
朝鮮王朝的建立一開始就和儒林分不開，儒林在朝鮮王朝的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都佔有著重要的地位。
然而李氏朝鮮又有一個名為“兩班”的舊貴族階層，從李成桂建國初期一直掌握著國家的經濟基礎、壟斷了國家一切的利權。
兩班特權和地位是不可以世襲的，為了保持兩班的社會地位，必須具有一定的儒學修養，必須確保地主階級的經濟地位。
朝鮮王朝初期，對兩班階層的數量限制極嚴，官職的數目也受到限制。
於是朝鮮王朝計程車大夫從建國初期就天然地被分為兩個派別。
一個是由在朝的功臣勳舊和官僚集團組成的“勳舊派”，另一個是由在書院接受儒家教育的兩班子弟和靠科舉入仕的新官僚組成的“士林派”。
在經過多次“士禍”之後，士林派終於擊敗了勳舊派，在李氏朝鮮的政治中心形成了一股重要的政治力量。
而李氏朝鮮最後被成功改革為現代社會是基於兩個導火索。
一是因為清政府領導下的中國在甲午戰爭中的戰敗，朝鮮為求自保，不得不聯合沙俄牽制日本，俄日兩國的對峙為朝鮮脫離宗主國提供了良機。
二是因為沙俄在日俄戰爭戰敗後，日本為發動侵華戰爭，吞併了朝鮮半島，毒殺了屢次試圖進行現代化改革的朝鮮高宗李㷩，將朝鮮霸佔為日本殖民地，直接引發了朝鮮的三一運動，促成了大韓民國臨時政府的成立。
所以從近代史來看，朝鮮的富強，源自於其宗主國的衰落。
無論其宗主國是中國還是日本，只要朝鮮王朝依舊依附於某一個強大的鄰國，它就永遠不可能根本性地校正其因內部體制而導致的腐敗與衰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