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高銘先生的著作不少。
《古文字類編》、《中國古文字學通論》、《古陶文彙編》、《古陶文字徵》、《帛書老子校注》、《高明論著選集》。
不過這六本書，都是八十年代以後出版的。
六本專著，已經非常高產了。
大部分歐美教授都是一兩本書主義。國內老一輩的學者，有些連一本書都沒有。
高銘先生卻寫了六本著作，相當難得。
然而，高先生在職稱晉升上卻並不順利，退休時連一個博導的頭銜都沒有。
成了高銘先生一生中的遺憾。
至於原因，就讓人噓唏了。
高銘先生晚年曾表示，唐蘭先生創下的事業，經過他的繼承就斷了，北大沒人繼承，他很遺憾。
為啥沒有繼承？
就是跟他沒成為博導有關係。
想留在北大任教，沒有博士學位，是很難的。
那麼後來，北大考古文博學院有古文字相關課程嗎？
自然是有。
但教學方法，肯定是不一樣了。
那為啥高銘先生，評不上博導？
跟當時的北大主管文科教學的朱副校長有關係了。
這是一段私人恩怨。
有時候，因為一件很小的事情，領導就可以看你不爽，這一不爽，就可以是幾十年。
高銘先生81年的時候，已經評選為副教授，結果，正教授卻到磕磕碰碰，到87年才評上。
被朱副校長卡了好幾次以後，高銘先生也不願意申請博導評選了。
那麼高銘先生跟朱副校長之間有啥恩怨？
高銘先生曾在後來紀念張正烺先生的文章裡面寫道：
【1982年香港中文大學舉辦第一屆國際古文字學研討會，邀請幾位大陸學者參加，其中有北大分管文科的副校長，我也有幸被邀。會上每人發一本《古文字學論集》，其中都是與會學者撰寫的論文。
當我閱讀我校副校長的文章，發現他用了兩件偽制的贗品考證先秦時代的一個官職。因是國際會議，我怕有人在會上提出質疑，想提醒他作些準備，以免被動。平素我很尊敬他，關係也不錯，因我出於好意，故未加思考，到他的臥室直接對他講：您用的這兩件資料恐怕有問題。
有什麼問題？他問。
我剛說可能是偽造，未等我把話講完，他拂袖而去。因他惱火，故未能予以解釋。】
這個就是高銘先生跟朱副校長之間的恩怨。\./手\./機\./版\./無\./錯\./首\./發~~
事實是否如此，不是當事人，就不知道了。
裘先生還曾經撰文反駁高銘先生的這個說法。
裘先生還指出，高先生說的會是香港中文大學中文系在1983年9月召開的國際中國古文字學研討會，有高先生已經說到的當時會上印發的《古文字學論集（初集）》為證。高先生將會議召開的時間說成1982年，差了一年。
甚至，高銘先生在晚年的回憶錄裡面，又把時間說成了197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