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歷史系分成歷史跟考古兩塊。
歷史專業那塊，蘇亦是半生不熟，或者說似熟非熟。
好些歷史專業的授課老師都不認識。
在考古專業這邊，卻不存在這個問題。
在考古大本營，蘇亦可以很自信的說，沒有一個先生他不認識。
就算沒見過，也曾聽過他們的故事，再不濟也只能在論文上見過他們的名字。
因此，在北大考古專業蹭課，總有一股莫名的親切感。
就算宿先生沒對他做強制性要求，蘇亦也捨不得缺席考古諸位師長的課程。
十年以後，北大從76年開始復課，專業課一直到78年，其實變化不大。
舊石器時代考古由呂遵鍔先生講，新石器時代考古則是由李仰松、嚴文明兩位先生輪流講。
兩個人同時開設一門課程，在歷史專業很常見，比如，中國通史就由多位老師輪流講，比如寧可、張光達兩位先生都在講。
世界通史，也是由周怡天跟朱龍華兩位先生講。
其實不止考古專業諸位師長有口音問題，歷史專業這邊也有，比如周怡天先生，講課口音也重，講述世界史的先生都如此，考古專業的師長有口音問題，也再正常不過。
至於商周考古，不用想肯定由鄒恆先生講。
商周考古第一人，並不是說說而已。
可以說，北大諸位先生之中，俞偉朝跟鄒恆兩位先生身上的爭議就挺多的。
高銘先生曾經評論，鄒恆自以為是，俞偉朝華而不實，只有嚴文明做學位紮實、嚴瑾。
然而，這是從學問的角度來說。
嚴文明先生自然是厲害，僅僅是學術成果方面來說，嚴先生似乎比兩位兩位先生要紮實，尤其是這位先生還顛覆前輩學術觀點而著稱。從國內考古學建立起來，走過百年的道路，從最開始梁思永先生他們顛覆安特生關於仰韶文化認知上錯誤之外，這種大的顛覆並不多。
基本上，後世的考古學理論都是在前輩建立起來的大框架下修改些邊邊角角，能夠顛覆前輩創立下來體系以及認知，這樣的學術功底，想想都闊怕。
嚴文明先生做到了。
可想而知，他的學術功底之紮實。
在這點上，蘇亦認為高銘先生評價並不錯，至於他評論俞偉朝先生華而不實，其實也有一定的道理。
因為俞老師就是一個多能手，涉略極廣，好像啥都喜歡研究，從早年的秦漢考古，到後面的楚文化再到組建水下考古。
尤其是去歷博任職以後，社會職務極多。前世，蘇亦讀研的時候，有師長提到俞先生有人覺得他離開北大可惜了，也有師長覺得俞先生離開北大去歷博是明智的選擇，更加能發揮他的長處？
那麼俞先生是研究博物館學出身的學者嗎？並非如此，雖然他早年讀的是北大博物館專修科，然而，以俞先生確實蘇秉琦先生的研究生。
蘇公晚年的大小事情都是俞先生在操心，大到生辰壽宴小到家裡保姆，事無鉅細，在有些事情方面操心的程度都超過蘇公的兒子蘇鎧之先生了。
說了那麼多，完全就是想說明俞先生是蘇秉琦先生的高足，完全繼承蘇公的學術衣缽，然而，同樣是蘇秉琦先生的弟子，張忠培先生跟俞偉朝先生兩人在對其老師蘇秉琦先生某些學術認知是存在爭議的。
經過十年以後，國內考古系統留下兩個著名的老人，那就是夏鼐先生跟蘇秉琦先生，他倆都是考古所的老人。
這兩位為建國後新中國考古學的建設起到極其重要的作用，完全就是奠基人。
這兩位老先生之間，有學術爭議嗎？
肯定有。
但這不是蘇亦現階段要關注的重點。
俞先生其實是個好人，這點，在日後跟餘先生相處之後，蘇亦更加的堅定。
在某些事情上，俞先生是固執的。
然而，鄒恆先生比俞先生更加固執。
或者說是高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