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在咱們國內，提到敦煌學，就不得不提羅振玉，他是敦煌學的奠基人。他於1909年發表《敦煌石室書目及其發現之原始》和《莫高窟石室秘錄》，開始了敦煌學的歷史。然後30年代後期是敦煌學建立時期。這一時期主要對敦煌文獻文物進行整理與考訂，後一段主要到英法兩京瞭解流散國外的敦煌卷子情況，抄錄拍照、編目序跋，把被掠走的經卷‘接回來’。”
其實，王永興口中的接回來，還不如說是抄回來的。
為了把這些流失在國外博物館的經卷抄回來，國內的學者花費了極大的心血。
因此，20世紀的敦煌學，敦煌文學研究是從蒐集、著錄、整理敦煌文獻開始的。
國內蒐集到那麼多敦煌經卷內容，離不開一代代學者的努力。
這一時期的敦煌文獻著錄實際上分為五大塊，即國內、巴黎、倫敦敦煌文獻目錄和有關文獻散錄以及敦煌文學專科目錄。敦煌文獻的整理和蒐集、著錄是同步的。
最早的整理者是王仁俊。緊接著，羅振玉及羅氏家族對敦煌文獻的整理做出了重大貢獻。敦煌文學專題文獻的出版也始於羅振玉。此外，劉復、鄭振鐸等也為敦煌文獻的整理做出了貢獻。
說著，王永興就開始分享在1949年前，國內眾多學者整理蒐集敦煌文書的艱難經歷。
“1909年6月伯希和拜訪端方（兩江總督）向他透露了敦煌文書。端方想回購，伯希和卻不樂意，伯希和這個人佔有慾很強，他獲得這些敦煌文書，親自保管，從不讓外人染指，更別說發表了。直到1945年他去世，這些文獻資料都鮮少示人。以及他的日記《旅途中的筆記本：1906—1908年》、在他西域探險結束100週年時，才整理出版了《伯希和西域探險日記》。”
“這種情況下，他好不容易購買到敦煌經書怎麼能會讓人回購，然而，伯希和這個人終究是學者，他好不容易獲得這些珍惜文獻，他是要向外界公佈的，所以，他到北京以後就廣邀中國學者參加他展覽會。端方就透過董康將訊息告訴北京學界羅振玉、王仁俊、蔣黻、董康、曹元忠、葉恭綽等人，讓他媽前往八寶衚衕參觀，並拍照、抄錄經卷開始了敦煌經卷的研究。甚至伯希和在北京六國飯店舉辦的展覽會上，正式提出影印所攜精要之本和已運回法國的卷子要求的便是翰林院侍讀學士惲毓鼎。”
“不過說到這裡，就不得不提一個人，那就是羅振玉了。在清政府時期，羅振玉、王國維、董康等人為敦煌文獻的收集做了不少努力。”
“尤其是羅振玉，在敦煌遺書的收集方面可謂厥功至偉。正是在羅振玉的奔走呼籲下清政府才將敦煌殘餘經卷運至北京歸京師圖書館收藏。羅振玉雖未參加六國飯店的展覽會，但正是他請端方敦請伯希和出售隨身攜帶的和已運回的卷子照片，又多次寫信向伯希和索要敦煌寫卷照片。”
“辛亥革命爆發，羅振玉跟王國維在日本一呆就是8年，這個期間，也整理了不少敦煌遺書在內的出土文獻。除了在日本公私收藏者處蒐集敦煌文獻之外，他還從曾前往歐洲調查敦煌寫本的日本學者那裡獲得不少敦煌文獻。1910年羅振玉計劃刊行伯希和所得敦煌遺書，委託商務印書館張元濟去巴黎，張元濟又到倫敦和斯坦因商談影印敦煌遺書但最終沒有結果。”
“就算如此，羅振玉依舊在努力蒐集，1913年羅又與伯希和、沙畹、斯坦因聯絡欲親往歐洲調查敦煌遺書，在沙畹等學者的努力下，羅王一切就緒，但因戰爭原因未能成行。王國維在日本充分利用日本學者收集的敦煌文獻，校勘了不少文學作品，寫了許多研究文章。”
說到這裡，王永興環繞一週，然後望向臺下，問，“除了羅王二人，諸位還知道哪些學者也曾經在海外蒐集過敦煌文獻嗎？”
一下子，還真沒有人回答。
大家有可能知道，但不好意思站出來，也有可能是真不知道。
所以此刻，大家都相互對視，期望能夠從旁邊的同學眼中得切確的答案。
奈何，並沒有。
這一切都是因為時代的限制，在資訊不發達的情況之下，大家檢索資料靠的是去圖書館參閱，如果沒有刻意關注這個方面的知識，想要猜都很難猜測。
然後，慢慢的，眾人的目光就彙集在蘇亦的身上了，因為在場的眾人，包括前來蹭課的，除了蘇亦之外，就沒一個研究生。
而且，他之前還回答了王永興的提問，這種情況下，大家只能夠把期待放在他的身上了。
這種下，王永興當然不會忽略掉蘇亦，“嗯，蘇亦同學，你可以回答這個問題嗎？”
當然可以。
對於這段歷史，蘇亦並不陌生。
他複試結束，在北大兜裡一週，就翻看了不少關於這個方面的書籍。
後世也有不少的學者在整理關於敦煌文書流失史或者說中國文物流失史方面的著作。
甚至，蘇亦還寫過相關論文。
所以，蘇亦站起來之後，幾乎就把涉及到他的學者點了一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