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蘇亦的印象，石峽遺址發掘的時間跨度很大。
曲江石峽遺址發掘的全過程，從73年、7578年和85年的幾次發掘，跨度十多年。
這種情況之下，對於發掘資料的整理和編寫發掘報告，就帶來不小的難度。
一直到14年，石峽遺址的發掘報告才正式出版。
而78年的時候，石峽遺址第二次發掘已經進入了收尾階段。
楊式挺的工作重心已經不在石峽遺址，而放在了河宕遺址的發掘上。
在蘇亦稻作起源論文完稿之後，他到省博實習的第一個田野發掘之旅就正式開始了。
沒錯，並不是蘇亦最為熟悉的石峽遺址，而是位於佛山的河宕遺址。
七十年代的省博，也就是一兩百人，主要是講解員，還有考古隊，考古隊是非常重要的一個部門，大概也有十幾個人，還有一個保管部、修復室。
修復室有一段時間屬於保管部管，另一段時間屬於技術部管，加上行政科，大概五個部。
嗯，其中，考古隊，也就是文物工作隊就是其中最為重要的組成部門了。
而，工作隊又分為好幾個組。
專業上分為石器時代組、青銅時代、唐宋組和革命文物組。
而楊式挺和之前寫過相關碳化稻遺蹟的莫稚都是一個組的，莫稚也是省博的老人，也是文物隊的老隊長，在省內考古系統擁有極大的影響力，不過現在快要退休了。
這樣一來，文物隊的日常工作都是楊式挺來負責。
而在文物隊中，石器時代是大組，除了楊式挺、莫稚外，還有朱非素，主要負責珠江三角洲和韶關地區的考古發掘工作。
而，吳振華老吳則屬於唐宋組。
這也是為什麼他會參與西沙考古勘探的緣故。
然而，如果有大型的發掘，整個工作隊都是要出動的。
幾個組參與一個發掘的事情也正常。
比如，當年增城金蘭寺遺址的發掘就發現了三疊層。
所謂的三疊層就是，下層是新石器中期的彩陶，中層是新石器晚期的印文陶和墓葬，上層是戰國期間的米字紋陶。
三疊層的意義，非比尋常。
比如著名的後崗三疊層，其中就涉及到仰韶文化、龍山文化還有商文化。
這種三疊層基本上都是很重要的。
金蘭寺的三疊層的發現基本上代表了珠江三角洲地區貝丘遺址的考古譜系年代，得到了夏鼐先生的肯定。
這種重要的發掘，多個組參與也是有可能。
當然，有時候，發掘的過程中，遇到這種不同文化層的遺址，也不一定要去找其他組，直接發掘就行。
不要說省博，就連社科院考古所也會有業務範圍交叉的情況。
跟當初單槍匹馬到省博報道不一樣，蘇亦下考古工地的時候，並不是一個人，隨行的除了蘇亦外，還有沈明。
之所以是倆人，主要是楊式挺已經提前出發了。
而，作為蘇亦兼職保姆的沈明，必須要等蘇亦同時出發。
這也是楊式挺交給他的任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