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重慶畫展以後，在趙望雲的鼓勵下，我才婉拒了國立藝專的聘請，開始了西行之旅，同行的除了你李奶奶還有趙望雲跟張振鐸。”
“張振鐸是浙江人，曾經參與潘天壽成立的白社，被我們稱為五白之一，他也是一個很有才華的人，解放後，還擔任過湖北美院的副院長。”
“我們一行四人，當時，條件並不好，盤纏有限，所以我們第一站則是西安、開始舉辦畫展，隨後才是蘭州。”
“從蘭州開始我們的甘肅的第一站，又從蘭州順河西走廊經武威到張掖，又從張掖深入祁連山，畫了很多山林風景和大西北特有的自然風光，以及藏族生活和深山草原溪畔的哈薩克族遊牧的情景。我們從祁連山返回張掖，又西出嘉峪關到敦煌，在千佛洞得覽古代美術之精華、並對歷代壁畫做臨摹研究。”“當初，交通極為不便，大部分的路程都需要騎著駱駝，以西瓜當水鍋盔作糧，在河西走廊的戈壁灘上走了一個多月。”
“像我這樣一個南方人從來未見過塞外風光，大戈壁啦，雪山啦，冰河啦，駱駝隊與馬群啦，一望無際的草原，平沙無垠的荒漠，都使我覺得如入仙境。這些景物，固化看不見，時人畫得很少，我是非把這些豐富多彩的素材如飢似渴地蒐集，分秒必爭地整理——把草圖構思，為創作準備不可的”。
“這也是另外一種浪漫了，大漠孤煙直，長河落日圓，這種塞外江南的美，讓我一輩子無法忘懷。”
室內，茶香飄逸。
關老，聲音醇厚。
故事，精彩動人。
這個時候，關母笑，“沒有那麼浪漫，當時條件艱難，我只能夠用西瓜當水鍋盔做做梁，甘肅這個地方其他的東西少，但西瓜真的多，又大又甜，這是我們記憶中最美味的西瓜了。”
不僅關老陷入回憶，連李奶奶也是如此。
關老接著李奶奶的話，“當時年輕，身體好，所以長途奔襲也不覺得累，出了嘉峪關，還登上祁連雪山，當我們來到敦煌的時候，正值張大千剛剛搬走，而，那個時候，常書鴻也剛到任、還沒有現在的敦煌研究所，條件的艱辛就可想而知，要不是你李奶奶的幫助，我想要臨摹的洞窟的壁畫，幾乎是不可能的。”
常書鴻是敦煌藝術研究所的首任院長，也被譽為敦煌守護神。
說到敦煌的故事，常書鴻是一個無法繞開的人物。
而張大千就不用說了，被後人稱為敦煌的罪人。
他在敦煌臨摹畫作的時候，主觀或者客觀上破壞了不少敦煌的壁畫，後來傳出他在臨摹壁畫時，剝掉壁畫的訊息，引來不少爭議。
蘇亦是寫美術史的，對於張大千的功與過，也沒必要評說。
這些都已經寫進了美術史。
他對敦煌壁畫的剝蝕和破壞，這點無容置疑，就連常書鴻的女兒，前中央工藝美術學院院長常沙娜先生都公開表態，張大千當年在敦煌臨摹壁畫揭開外層壁畫的行為就是一種不可逆轉的破壞。
實際上，這一點，蘇亦深有同感。
因為田野考古發掘也是一種對歷史遺址的破壞。
但兩者不一樣的是，張大千的剝離敦煌上層壁畫的行為則是為滿足私慾，而田野考古發掘則為了保護跟傳承，兩者不言而喻。
所以，在關老提到張大千的時候，蘇亦原本還打算詢問這一事實，最後想想還是作罷，因為沒有必要了。
然而，看到他陷入沉思，坐在一旁的老爹蘇哲，以為他聽不懂，就解釋，“當初師父在敦煌的臨摹條件異常困苦，由於石窟較深，光線昏暗無法看清壁畫進行臨摹，師父多靠師母手舉油燈的照射下，才完全臨摹的完成。”
李奶奶解釋，“敦煌的洞窟，坐西朝東，揹著陽光，下午的時候，太陽落山，基本上就看不見了，當時臨摹的畫作多，就需要爭分奪秒，我也只能夠做這些輔助工作了，不值得一提。”
關老望著妻子，陷入了懷念，“一旦從燈光裡發現了自己喜歡的畫面，我們就高興地一同欣賞，再分析研究其不同時代的風格、造型規律和表現手法。由於條件所限，只能挑選喜歡的區域性來臨。有時想臨的區域性偏偏位置較高，就得搬石頭來墊腳。若在低處，就得蹲下或半蹲半跪、甚至躺在地上來畫。就這樣整個白天在洞裡活動，晚上回到臥室還得修修補補。轉瞬間一個月的時光過去了，用我和你李奶奶的不少汗水，換來了這批心愛的臨畫。”
關怡笑，“怎麼樣，浪漫吧？”
這個版本的父母愛情故事，也讓關怡動容。
蘇亦點頭，“浪漫！”
這種相濡以沫的陪伴，世人少有，作為畫家，能夠有這樣的伴侶，夫復何求。
蘇亦期待著自己未來可以遇到這樣的靈魂伴侶。
實際上，關老跟李奶奶的故事，蘇亦也不是第一次說，關老24歲的時候就認識了17歲的李奶奶，當時，他們還是師生，後來經人介紹才在一起的。
然後一輩子不離不棄，對於感情充沛的藝術家來說，兩老的故事，才是真的浪漫。
說到敦煌的畫作，關老才說，“這些臨摹的畫作，我沒有放在家裡，而是放在美院的畫室了，原本你們今天不過來，過幾天我也要過去美院的。”
關老要去美院，蘇亦也不意外，他晚年就一直在美院生活，甚至，幾年以後，省裡面還給關老在美院建立一個院子當住宅。
實際上，就算是現在，關老在美院也是有畫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