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銘老師的總結基本不差。
這是饒宗頤的三重證據法，也是最貼近王國維先生的二重證據法。
能夠提出三重證據法的人，在學術界肯定擁有相當高的聲望。
饒宗頤本身就是享譽海內外的學界泰斗，跟錢鍾書，季羨林齊名的存在。
在大陸不出名，那是因為對方49年的時候就已經移居香港。
除此之外，還有黃現璠版本的，甚至還有徐中舒版本（徐中舒是王國維和梁啟超的弟子，後來的《漢語大字典》和《甲骨文字典》主編。）
徐中舒三重證據法是在二重證據法的基礎上，運用邊裔的少數民族，包括民族史、民族學、民俗學、人類學史料研究先秦史。
這個版本更加廣泛一些，也是後世普遍採用的方式，卻已經超出王國維先生的二重證據法了。
完全屬於交叉學科範疇。
甚至，還可以多出來一個分支——民族考古學。
高銘老師的說法，確實概括了饒宗頤的版本。
蘇亦點頭，“這個版本也有缺陷，幾乎是沿襲中國古代金石學的傳統，僅把‘地下之新材料’[1]侷限於出土文獻，反映出中國文史研究的文字中心主義侷限，所以我比較提倡四重證據法，可以突破文字的樊籠，而把實物和影象作為證據。”
他的話一出來。
就有人鬨笑了。
因為他的四重證據法，就是在古籍、出土器物以及出土文獻的基礎上，再加上影象。
妥妥的高科技運用法。
因為影象就必須涉及到攝影。
這屬於科技水平的侷限。
不是前人傻。
當然，這裡面的影象，不僅僅是包括出土器物與文獻，也包括髮掘點周邊的地形地貌，以及墓葬形式墓型制式，只要能夠拍攝的，都算。
坐在他的旁邊的呂遵額教授，笑，“高銘，咱們的蘇亦同學，這是挑戰你的領域呢。”
蘇亦無奈，呂教授，你都五十歲的人了，你那麼皮，你家黃奶奶知道嗎？
高銘不上套，“呂老師，別挑事啊，雖然我主要研究古文字學，也看重文獻對考古學的重要性，但我的根基是在考古學，文獻也只是輔助作用，而非主要作用，畢竟咱們是搞考古學的，而非文獻學。”
這個時候，蘇先生說，“看來，高銘老師對蘇亦同學挺感興趣的，那你們先聊聊吧。”
高銘說，“我比較好奇蘇亦同學的文獻功底，你剛才說讀過《二十四史》對吧。”
蘇亦點頭。
高銘問，“那四書五經呢？”
蘇亦答，“也讀過，但讀不精。”
眾人笑。
“讀不精，都成你的口頭禪了，不過我也不讓你背，我說一段，你說出出自哪本書哪篇文章即可。可以嗎？”
蘇亦當然不會拒絕，他也沒有拒絕的機會啊。
高銘脫口而出，“所謂修身在正其心者，身有所忿懥，則不得其正;有所恐懼，則不得其正;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有所憂患，則不得其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