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親卻搖著頭說：“那就不是我兒子了。一大瓶醬油一元多呢，他想還，不向我要，也不可能有一元多錢呀！姑娘，告訴你家大人，大媽替你們全院兒都問問。”
母親居然不知不覺地接受了她的叫法，由“大娘”而自稱起“大媽”來了。“大媽，那就給您添麻煩了。我走了。大媽再見！”“再見，姑娘，有空兒一定來玩啊！”“哎！大媽您快進屋去看著鍋吧！”母親隨了幾步，滿面慈祥地目送著。我緩緩坐在煤樺棚子裡的木柴堆上陷入了思考。拿不定主意是否應該告訴母親，那個孩子正是我。而且，她家的院子裡種什麼花兒才好呢？既然她家給了我家這種權力，這種權力似乎主要應歸屬於我。母親她對此是不會太認真的。而這一權力對我卻很重要。相當重要。
星期天。我家吃過早飯不久，她和她的姥爺，還有她的兩個弟弟，帶著錘子、鋸子、釘子盒什麼的來了。我從視窗一看見他們，趕快將門插上。迎出屋的母親大聲喚我出來給他們當幫手，我不答應。母親敲門，我不開。“這孩子，聾啦！你在屋裡搞什麼名堂哪？！”母親生氣了。我終於出現，母親瞠目而視。彷彿不認識我了。
我上下穿得很整齊：白小褂，藍褲子，白膠鞋。我將平時捨不得穿，甚至連過節也捨不得穿的全套少先隊隊服換上了，並且繫了紅領巾。我是學校裡的隊鼓手，只有學校舉行隆重活動或什麼慶典儀式的時候，我才如此這般。我早晨當然洗過臉了，可不知為什麼，我覺得根本沒洗乾淨，又洗了一遍臉。用香皂。一年三百六十五天，我洗臉很少用香皂。手太髒時，也不過用肥皂。我還照著鏡子梳了半天頭髮。我頭髮硬，平時不梳。蓬亂得太不像樣子，就用手指攏攏。那一天怎麼梳也梳不倒，用毛巾沾著水揉溼了，才總算勉勉強強梳平。
不但母親對我瞠目而視，他們也一樣。尤其她。“怎麼，你……你今天有隊日活動？你預先可沒跟媽說一聲。”母親大出所料地嘟噥道。
“不過隊日就不能穿這身衣服了？”我振振有詞地回答。裝出非常自然的樣子。其實，在母親和他們的瞠目而視之下，我的感覺，比那天反穿背心引起她和“河馬大嬸”大笑不止時強不了多少。她當然一眼認出了我。她的姥爺也是。母親說：“沒有隊日活動，你穿上隊服幹什麼？快脫了去，換身破衣服，幫著幹活！”我執拗地說：“不，我今天就想穿隊服嘛！”她的姥爺指著我，剛想說什麼，被她及時扯了一把，以一種莫測高深的目光制止了。母親更生氣了：“這孩子，今天抽的什麼風！”舉手似要打我。她急忙說：“大媽，弟弟要穿，就讓他穿吧！弄髒了我替他洗。”她一邊說，一邊向她的姥爺直丟求援的眼色。他明白了她的意思，也說：“哪個孩子不喜歡穿得體面些呢？讓孩子穿吧！我們小晶不是願意替他洗嗎？我這外孫女，是說話算話的！”他看了他的外孫女一眼，挺鄭重地問：“是不是？”她笑了。笑得又大方又愉悅，還朝我眨了眼睛。既不像有些女孩兒家受到幾句誇獎就洋洋得意，也未顯出絲毫害羞的樣子。
母親望望她，望望她的姥爺，望望我，不再說什麼了。然而母親的表情告訴我，過後是一定要對我追究個為什麼的。
她看著我說：“小弟弟，這不等於我完全支援你。大媽的話畢竟是有道理的。你也得向大媽表示一點妥協呀，起碼把紅領巾摘下來行不行？”
我覺得母親對她的評價是對的。她說話真像位大姑娘，尤其她跟大人說話的時候。我第一次聽一個十四歲的女孩兒家說話用“畢竟”和“妥協”這樣高等的詞兒。何況她兩個月後才十四歲。我覺得聽她說話，彷彿是在聽語文成績優秀的學生造句子，並且不得不承認她造了些好句子。
我默默地順從地解下了紅領巾。
母親用一根手指戳我的額角說：“哼，你要天天都能把自己弄得像個孩子樣子，我倒省心了！”
母親是街道居民小組長，負責我們這條街上居民義務方面的一切事，具有等同於“甲長”的地位和權力。當時她正急去開居民小組長會議。
母親匆匆走後，我們立刻開始拆除那排經歷了許多風蝕雨淋的“板障子”。而首先要做的，是斬斷那瀑布一般瀉過這邊來的“爬山虎”。那面的院子荒蕪已久，這一種生命力極強的植物，已經像一張亂毛蓬蓬的皮，和木板長在了一起。花兒依然開得很爛漫，但毛蟲隱蔽在茂密的葉子底下。
她說她怕毛蟲。
她的兩個弟弟說也怕。
她的姥爺倒沒說怕。但說看見毛蟲就面板過敏。
我也怕。我怕毛蟲甚於怕任何可怕的東西。但是我毫無懼色地宣告我一點兒也不怕毛蟲。我說小小毛蟲有什麼可怕的，我自告奮勇地承擔了一這項“特殊任務”。
他們負責將我斬斷的“爬山虎”用木棍挑到預先挖好的坑裡，埋得嚴嚴實實，踩得平平坦坦。
我們合力推倒了“板障子”。
當她的兩個弟弟協助她的姥爺鋸木板時，她悄悄對我說：“挽起你的褲筒兒。”
我說：“幹這種活兒，用不著挽褲筒兒。”
她說：“讓我看看你腿，那天摔破了沒有？”
我說：“沒有。真的沒有。”
她說：“聽話。我一定要看。”
她的表情，她的口吻，好像是如果我不聽她的話，我在她眼裡就不是一個好孩子了。我聽話地將兩條褲筒都挽了起來。我兩腿那天都摔破了，結了兩塊厚厚的痂。“當時流了很多血吧？”“嗯。”“當時很疼吧？”“嗯。”“當時你哭了吧？”“嗯。”“一邊跑一邊哭？”“嗯。”“你為什麼要跑呢？”“我也不知道。”“你為什麼要還一瓶醬油呢？”“我也不知道。”“你哪兒來的錢呢？”“拉小套兒掙的。還有，撿些碎玻璃賣。”“拉小套兒？那是怎麼回事兒？”“火車站、大橋前，拉車的人上不去坡，我幫著拉。你見過兩匹馬拉的車嗎？有一匹馬是駕轅的，另一匹馬是拉邊套兒的。拉小套兒就像拉邊套兒的馬，幫著拉上一個小坡五分錢，幫著拉上一個大坡有時能掙一毛錢呢！”
“你為什麼非要這樣呢？”
我真的不知為什麼。我只有不好意思地憨笑。
“碎玻璃也能賣錢？”
“能呀，一斤碎玻璃能賣四分錢呢！”
“那，上哪兒去撿呀？”
“垃圾站啊、建築工地啊，有時能撿到，有時撿不到。我常撿碎玻璃賣。賣兩斤就能買一本作業本。”
“你為買那瓶醬油，撿了很多吧？”她用她細長而嬌嫩的手指輕輕觸控我腿上的傷痂。我看得出並且相信她那絕對是情不自禁。她似乎想要透過她的觸控使它消失。“我得幫著幹活兒了！”我難為情地放下了褲筒兒。“你真是個古怪的小孩兒。你覺得你自己古怪嗎？”她低聲問，顯得嚴肅。
我搖搖頭，拿起錘，釘“板障子”去了。男孩兒天生是男孩兒的朋友。她的兩個弟弟沒用誰吩咐，便主動成了我的助手。她則成了她姥爺的助手。他鋸，她壓住木板。
“你幾年級？”雙胞胎中的一個問我。“二年級。你們呢？”“才一年級。”另一個回答，瞧著我那種目光，似乎對我這個比他們高一年級的小學生不無恭敬。“那，你是二年級入的隊嗎？”“二年級？那也太晚了！”“你一年級就入隊了？”“當然！”“那，你是幾道槓？”我想回答是“三道槓”，可擔心謊話說過了頭，反而被懷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