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還想知道一些細節。格里夫教授卻說，他不是社會學家，沒有進行過深入研究，但瞭解阿爾法人一般的有關婚姻家庭的法律習俗；他講的這點知識，應付考試，對於我這樣一個外星人來說，已經足夠了。至於在婚姻家庭領域中不可避免地出現的一些醜惡現象，特別是奧爾洛夫先生在聽證會上談到的那些，考試時絕不會提到，我儘可以放心。
我曾想，我與巴姆蒂蘿結婚時，要像地球人那樣大操大辦，舉行一場隆重體面的婚禮。外星人之間的通婚，雖說在地球和阿爾法的古代傳說中確有許多先例，但因年代久遠，實在無法考證，而且其中有太多的神奇情節，讓人難以相信。而今在現實生活中，我與巴姆蒂蘿的結合，倒是一件真實的事；是高階生命的科學技術，使神話傳說變成了現實。但巴姆蒂蘿和我，若舉行地球式的婚禮，卻是完全不符合阿爾法習俗的。另外，兩性之愛是阿爾法人生活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而我這個來自地球的年輕人卻一直認為，婚姻的主要作用就是生兒育女。這是差異很大的兩種觀念。我愛巴姆蒂蘿，也尊重巴姆蒂蘿，儘管我不久前從資訊網路中調取了一些有關阿爾法男女生理構造的資料閱讀，其中關於阿爾法女性的圖片和文字說明也曾讓我臉紅心跳，但我卻從來沒有把它與巴姆蒂蘿聯絡起來。格里夫教授卻認為，我持有那種觀念，說明地球人還沒有從落後的道德觀念中解脫出來。
就這樣，格里夫教授給我上完了第一課，我聽得明明白白，也都牢牢記住了，這倒不是因為我悟性好，只是因為我也跟我們地球上的一般俗人一樣，對婚姻家庭問題很感興趣,何況我正準備與我的女神巴姆蒂蘿成婚呢!
格里夫給我上的第二課，是關於阿爾法國家的法律問題；他把他——作為阿爾法國家的一個普通公民——所知道和理解的那點知識一股腦兒全倒給了我。我聽得暈頭轉向，似懂非懂。他發覺我直愣神兒，知道初來乍到的我實在無法接受這麼多的內容，就挑些主要的部分，深入淺出地又給我講解了一遍，並且告訴我，只要理解了這幾部分，應付考試就絕對沒有問題。
阿爾法國家有一部法律叫做“人身法”。其中第三百九十六條規定：當一個人生了重病且處於很大的痛苦中、而當時的醫術不能解除他的痛苦、延續其生命並不能使其恢復健康時，可以由醫學專家、法官和國會議員組成的七人委員會決定是否終止他的生命。這是最權威的判決，任何行政或親屬的力量都不能推翻。如果判決是肯定的，則執行人會採用我們地球人稱為“安樂死”的方式，讓這個病人在無知覺無痛苦的狀態中死亡。格里夫說，這是一種萬不得已卻最為人道的做法。
“你們這是在謀殺！”我評論道。
“呃，謀殺！”格里夫教授詫異道，“請問你們地球上是怎麼做的呢？”
於是我告訴他，地球上法律規定，因疾病或衰老而瀕臨死亡的人，不管其肉體和精神承受多麼大的痛苦，都得自然地走到生命終點。一個絕症病人，往往由於疼痛大聲呻吟、痙攣掙扎，由於呼吸困難而蒙受絞刑般的痛苦，扭曲翻滾、眼睛瞪的老大、雙手在空中亂抓，彷彿在乞求死亡。即便如此，也不許任何人採取任何措施加速其死亡，從而結束他的痛苦。病人要在極不體面的狀態下死亡；他的親友要一直守在他身邊，懷著極度悲傷、無奈和恐懼的心情，看著他走完生命的最後旅程。我還告訴他，就是一個犯了重罪被判死刑的人，也要比那些善良的人死得更痛快：只是吃一粒子彈或注射一針，就一命歸西了。
我給格里夫教授描述完地球上這種最人道、最慈善、最光彩的做法後，發現教授兩眼發直，滿臉通紅，張大嘴巴，半晌說不出話來。
這部法律的第四百一十條，更是讓我們地球人驚詫不已。該條規定，一個人一旦被宣佈死亡，就說明靈魂拋棄軀體而去，不再具有生命意義，而成了一塊走向腐爛和分解的有機物質，與一根乾枯的樹枝或一隻曬乾的魚是完全同等的。它和其它種類的礦物一樣，屬於國家所有。 國家有權為了人民的需要對它進行肢解，選取有用的器官移植給需要它的人，以恢復其某種功能並拯救其生命。雖然阿爾法人高度發達的醫療科技使他們可以克隆人體的大部分器官，但卻不是所有器官。所以人體之間的器官移植也是常見的外科手術。
阿爾法國家的“人身法”第四百三十二條禁止焚燒屍體，因為焚燒屍體會浪費大量的燃料，而且汙染空氣。第四百四十條規定，處理屍體和其它相關遺物的唯一正確辦法是深埋入土。法律禁止建造墓室和樹立墓碑；禁止任何物品的隨葬，因為那可能會在日後招致盜墓賊的挖掘，從而破壞環境；但卻提倡在屍身上面的土層種植樹木，在樹枝上懸掛尺度不超過250平方厘米、重量不超過200克的紀念牌。後來我曾進入首都東部的一片公墓參觀，那兒實際上就是一片樹林，其中每一棵樹上都掛著一塊麵積有三十二開書頁大小的金屬牌，上面印有死者的照片，刻著死者的姓名、籍貫和生前的主要事蹟。
那些樹木，棵棵都長得粗壯高大，枝葉繁茂。警長告訴我這主要是因為死屍給它們提供了豐富的營養物質，後來又在多年的紀念活動中，死者的親屬將上好的肥料源源不斷地施於樹下的緣故。順便說一下，阿爾法星球上的人們也同我們地球人一樣，每年有一天是悼念死者的日子。在這一天，阿爾法人扶老攜幼，扛著鐵鍬，揹著肥料，提著水桶鑽進林子裡去。
阿爾法人生了病或負了傷，都是由國家醫院給予免費的醫療。生產藥品和保健品的工廠受國家的控制。保證人民病有所醫，是法律賦予政府的一項重要職責，也是阿爾法國家人權最重要的體現之一。
阿爾法人認為，醫療不屬於消費的範疇，更不是醫生護士謀生的手段，這和我們地球人的觀點大相徑庭。在阿爾法，醫生護士都是政府的僱員，是為人民服務的，絕不是作藥材和醫療器械買賣的商人或出賣手藝的技工，這也和我們地球上的作法大不相同。因此在阿爾法絕對不會出現像在地球上孕婦由於沒錢交納押金而被拒之門外、從而導致母嬰雙雙慘死在醫院走廊裡的情況，也不會有住院病人為逃避高額醫療賬單而潛逃的現象。我告訴教授，在地球上，許多地方的醫院，主要目的就是賺錢，治病倒成了次要的事。善良的白衣天使在我們那裡就是貪婪的黑心魔鬼。他們深諳一個道理，那就是：生了病或瀕臨死亡的人一般是不會吝嗇錢財的。一個患了輕微感冒的病人進得醫院來，醫生會先給他進行這個醫院幾乎所有的專案的檢查，從他們擁有的一切儀器下面過一遍。其實，這些專案的絕大部分都是絕對不必要的。
醫生這樣做的目的就是儘可能多地從這個病人身上榨取錢財。開處方時，醫生又成了藥品推銷商：開列的藥物五花八門，而且藥量極大。本來這位病人只需花五元錢就可以醫好他的病，結果是他必須掏五百元才行。尤其惡劣的是，醫生給出的關鍵藥物都價格奇貴，其中有效含量卻往往不足。這就要讓病人不得不多次來醫院就診，於是，醫院的收入就進一步增加了。醫院尤其喜歡那些患了不治之症的人，因為每一個這樣的患者都是一棵搖錢樹，而且醫院永遠不必承擔任何風險。親友為了讓病人多存活一些時日，一般都捨得出大價錢，因此當患者死亡時，醫院已經把死者及其親友所有的積蓄全掏光了。在我地球上，因病致貧、因救治親人而導致家族成員集體破產、人財兩空的情形不在少數。我對格里夫教授講了地球上的情況，他聽了大為驚駭，竟認為我良心大大的壞了，是在無恥地惡意詆譭自己的同胞，決不相信有著高度文明的地球人會幹出這等傷天害理的事情來。
阿爾法人認為，人的生命是第一寶貴的；國家大力促進生命科學技術的發展。所以阿爾法人的平均壽命可達一百二十歲。一個人的生命一旦結束，他的親屬就不再具有關於他的任何權利。在阿爾法，立遺囑是毫無意義的事：一應身後事宜，完全依照法律法規解決，無論是財產的處理還是親人的撫養。
給我感觸最深的，莫過於阿爾法法律中有關刑罰的那一部分。
我在地球任何國家都不曾聽說過世界上會有一種如此仁慈、容易量化、又讓犯人充滿希望的刑罰。這裡沒有酷刑，沒有苦役，沒有槍決砍頭或上絞刑架這一類可怕的極刑，也沒有地球上“搶劫剁手，殺人償命”那套一報還一報式的懲罰觀念。刑懲的方法十分奇特，犯人只需完成法院規定的贖罪成果之後，就可以獲得自由。
阿爾法人認為，一個人儘管犯了罪，但他或她個人品質中好的一面、為社會服務的能力、改過自新的願望以及他（她）的生命，必須得到尊重。刑罰的主要內容就是剝奪人身自由；犯人透過積累自己勞動產生的“剩餘價值”來進行贖罪；至於如何計算這個“剩餘價值”，所犯罪行如何量化，法律都有明確的規定，操作起來並不困難。
格里夫教授告訴我，根據不久前王國議會頒佈的一項法令，對於沒有什麼一技之長的普通罪犯，目前贖罪成果就是犯人在西部沙漠植樹造林的多少。一個在地球上被認定犯了十惡不赦的叛國罪的人，在這兒，只需種活五萬棵樹，即可恢復自由；一個窮兇極惡的黑社會頭目，贖罪的標準是種活六萬棵樹；一個慣偷，只需種活五千棵樹也就夠了。對於輕微的罪行，也都用種樹的辦法予以懲戒；一個強姦犯要種活五百棵樹，而一個作偽證者則要種活七百棵樹。
格里夫教授說，阿爾法星球的生存環境的惡化和為改變這一局面所做的種種難以實施的計劃，給了法學家這一奇想。最早提出用植樹和疏通河道的勞務來取代從鞭打到死刑的各種刑懲的，正是當今的加里大法官。他認為，摧殘一個犯人的肉體與生命是很不文明很不人道的，而把他們關在牢裡，不僅有害於他們的精神，也徒然浪費了國家大量的資財。而採用現在的辦法，則真可謂是一舉數得，特別是，每個犯人都可以透過自己的贖罪努力來實現重獲自由的目的。所以，當一件刑事案件審結之後，那些輕罪犯人就急不可待地拿起鐵鍬和水桶，飛也似地跑到法院指定的沙漠地區服刑去了。
在給我授課的同時，格里夫老先生一刻也沒有懈怠他作為顧問的職責。在他的幾個學生的協助下，他很快就完成了向各個有關管理部門上報的檔案，其中還有許多彩色圖件。
我很佩服阿爾法人的工作效率:清沙和清洗兩項工程的手續已經齊備，並得到有關管理當局的批准。在地球上需要幾個月才能辦成的事，在阿爾法只用了三天就辦妥了。實際上，阿爾法的工程申報和審批制度非常嚴格，程式之複雜遠遠超過我們地球，但藉助於資訊網路和電子計算機，同時由於各部門工作人員忠於職守，又很勤奮, 所以事情辦起來很容易。儘管如此，格里夫教授還是不滿意，覺得事情辦得太慢，他嘟嘟嚷嚷，罵他們是些不負責任的懶鬼，浪費納稅人的錢，應該從公務員的位子上趕走。對那兩家公司的管理層，他也沒有一句好話，說送上門的掙錢的機會都不抓緊，肯定是些素質極低的傢伙，還鼓動我改變施工單位。看來，格里夫教授是個急性子，似乎跟他的年齡身份很不相稱。在我們地球上，具有如此高學識高年齡的人，往往很能耐住性子，辦起事來四平八穩慢慢騰騰，一點也不著急，而且習慣了世風，不會有這麼多牢騷。其實，這才是阿爾法人的性格，他們習慣於快節奏，風風火火，雷厲風行。我想要是格里夫教授進入到我們地球社會，肯定會大上其火，急也急死了。
格里夫教授擬了幾份電子郵件，透過資訊網路傳給阿爾法全國的園林單位和有關工廠，徵購他需要的種子和各種機械裝置。我們很快就得到迴音；種子和機械裝置都不存在任何問題，而且只要合同簽定，保證會在五日之內到貨。接著，教授又釋出廣告，準備招募五百名採集和製作樹茬的計件工。
為了進一步加快工作程序，教授乾脆把他的學生和研究生全都調到特利芒地來，讓他們住進原先警衛使用過、現已被沙土埋掉一半的營房裡，把課堂搬到了施工現場，並給學生們統統佈置了具體任務。
這樣做了之後，教授就可以騰出一部分時間繼續給我上課了。我看的出來，老先生為他當初做出的讓我透過考試的承諾有些後悔了，因為這侵佔了他太多的時間。他開始抱怨我太蠢太笨，說什麼他原以為我是個聰明的阿卡利利，現在他要承認自己錯了；還說他的阿爾法學生只要點到為止，其餘的都是自己去看書、理解、研究，根本用不著花很多時間聽老師詳細解釋。我告訴他，他必須履行自己的承諾，讓我順順溜溜透過考試，拿到阿爾法公民證書。我又提醒他，如果我的阿爾法公民身份不能確立，那麼我的法人地位就不穩定，自然也就不能自由支配我的財產。在這種情況下，所有的計劃都難以順利實施。教授聽了我這番具有威脅性的話，就無可奈何地嘆口氣說：
“好吧，算我倒黴，碰到你這樣的石頭腦袋。我想，在地球上，教你的老師一定都累死了。”
“你說的不錯，地球上我們的老師確實累的要命。”我說，“不僅如此，我們作學生的也累個半死呢。”
格里夫教授聽了這話，疑惑不解，表示願聽其祥，我只好把我們的教育方式簡單地作了一番介紹。我告訴他，我們那兒的教育，是一種真正負責任的繼承式教育。老師的前輩給老師教了些什麼，老師也給學生教什麼。課本上怎麼寫，老師就要怎麼向學生灌輸。學生們揹著十幾千克重的書包，每天凌晨頂著星星去上學，夜晚又頂著星星迴家，大白天裡不見太陽，只是關在教室裡聽老師滔滔不絕地講課；放學後又在家裡埋頭苦讀，背誦公式課文、解答習題。許多學生都要熬夜。因為太累，許多書生早早就白了頭髮，小臉蒼白，高度近視，彎腰駝背，不成人型了。
“這是為什麼呢？”格里夫問道。
“應付考試呀！”我說，“評判一個學生的優劣，全靠考試分數說話；評論教師的業績，全看他教的學生的考試成績高低。考試種類多得不計其數，有期中考試、期末考試、週末考試、階段考試、學年考試、升級考試、升學考試、摸底考試、課堂測驗……”
“打住，請打住。”格里夫叫道，“這麼多的考試，師生們都吃得消麼？”
“吃不消也得吃，”我說，“所以我們那裡的教育又稱為應試教育。學生就靠著考試成績升學、拿學位、就業；教師也靠考分晉級提薪呢。”
“呸！”教授發出不屑的聲音。
在我的強烈要求下，教授給我講了阿爾法的教育制度。我想我不必詳細向讀者介紹了，以免浪費時間；我只說以下幾點就夠了：第一，阿爾法學生從來不會揹著書包去上學，因為壓根就沒有什麼書包，書本都放在學校的課桌裡；而且回家後也用不著看書，因為不留家庭作業。第二，阿爾法學生，睡得早，起得晚。阿爾法人認為，青年學生正處於長身體的時期，必須要有充足的睡眠。第三，阿爾法的老師和教育主管當局很少組織考試；考試時更留心學生解題的思路，不大在意運算環節中的失誤。第四，阿爾法的教育鼓勵學生對某一門功課有特殊興趣，認為興趣是成功的基礎；對門門功課都好的學生，老師反倒憂慮了。第五，對教師的水平的評價，主要看他的知識是否廣博，是否能引起學生的興趣，他們的學生畢業後有多少能成為國家有用的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