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握如
1938年春節之後,我的胃大出血,住進了延安橋兒溝中央黨校醫務所。大約初夏時節,喬國楨同志也來這裡治療肺結核病,從此便開始了我們之間的交往。
1939年4月,我乘蘇國運輸機到達疆域迪化(即現在的烏魯木齊。此時喬國楨同志已在迪化,我們同住在盛世才的羊毛湖招待所。他的病很重,但看起來比在延安時胖了一點。8月間,我們由迪化乘飛機經阿拉木圖抵達莫斯科,國楨同志因病重比我們走得晚點。到莫斯科後,我們都住在莫斯科南面約30公里的“苦極樂”松林別墅療養。這所療養院是共產國際專門用來接待中國共產黨人的。國楨同志在這裡沒有待多久就轉到莫斯科去住院了。10月,我們去克里米亞療養,療養院坐落在塞巴斯托波爾以東約20公里一個叫欣明伊斯的地方。
當時國楨同志身體還很虛弱,散步時要由護士攙扶,並且規定每天不得超過一公里。夏天我們回到莫斯科時,國楨同志的身體已經恢復得比較好,長得很胖,但不太結實。
1940年10月初,我們結束了在蘇國的療養,離開莫斯科,經塔什干、阿拉木圖回國。為辦理回國手續,在阿拉木圖停留了20多天,直到10月30日才回到迪化。記得在迪化,我和馬明方、張子意、劉護平、方誌純等同志住在一起,而國楨同志則一個人單獨隔離開住,但我們可以天天見面,這時候他的身體還是很不錯的。
當時我黨在疆域雖然與盛世才建立了統一戰線,但在反動本質的驅使下,盛世才對我黨實行了種種限制,不允許我們以共產黨的名義公開活動。我黨為了防患於未然,要求同志們嚴格遵守地下工作的保密原則,一般情況下不得公開自己的身份。我們相互之間都不打聽彼此的革命經歷,不詢問自己不應該知道的事情。在這方面國楨同志表現出很強的黨性,即使在後來的整風學習中,組織上讓他向同志們介紹監獄鬥爭生活應注意的事項時,他也一個字都沒有透露出自己的身份。
從1942年起,盛世才加強了對共產黨人的特務監視,並大肆逮捕進步人士和愛國青年。同時,他無故降低了我黨駐疆域工作人員的生活水平,減少必要的物資供應,使我們的處境急劇惡化。4月,盛世才以各種名義將我黨在疆域各地的工作人員全部調回迪化,與原在迪化工作的同志一起集中到羊毛湖、八戶梁、南梁等處,實際上是將我們全部軟禁起來了。這是盛世才要公開反共的訊號。
面對這種情況,陳潭秋同志一方面向黨中央及時報告和請示準備撤退,一方面積極組織同志們進行整風學習,做好應變的思想準備,重點是進行黨性和共產黨員的氣節教育。他還讓李宗林、喬國楨等向大家介紹監獄生活、獄中鬥爭經驗和注意事項等。
1942年9月17日,盛世才完全撕下了與我黨合作抗日的偽裝,公開樹起了反共反人民的旗幟,發動了歷史上有名的“疆域事件”。從這天中午起,中共駐疆域人員全部被軟禁,陳潭秋等幾位同志當天就被捕入獄。我被軟禁在八戶梁,與喬國楨、楊錫光等同志住在一間屋子裡。1943年2月7日,盛世才又把所有被軟禁的人員用繩子捆綁起來,投進了監獄。敵人看到我和喬國楨同志身材高大,捆綁得就特別緊。他們把我們甩上卡車,用帆布捂得嚴嚴實實,在武裝匪徒的押解下送往監獄。
入獄之始,我與喬國楨、楊南桂同志被關在一個號子裡,第二天我們三人就成立了獄中黨小組,由我任黨小組長。由於環境惡化,國楨同志的身體又不太好了。為了不把病傳染給我們,他鄭重地向我們提出:“我的病重,而且有傳染性,你們都還年輕,不能把病傳染給你們。我想向獄方寫信,請他們把你們調出去,讓我和你們隔離開關押。”我們倆都不同意他的意見,我們堅持要和他住在一起,以便更好地照顧他。但是他堅持要求和我們隔離,並說他自己可以料理自己。我們爭論了好多天,最後他還是給獄方寫了信,說明病情,要求隔離。大約十幾天後,獄方就把我和楊南桂同志調到了別的號子裡,與劉護平等同志關押在一起。國楨同志這種不顧個人安危,處處關心愛護同志的精神,使我深受感動,至今不能忘懷。
後來國楨同志的病情繼續惡化,被轉入獄中的“養病室”關押。1945年5月至7月,我也因病被送到了養病室,又和國楨同志住在一起。這時他的病已經很重了,吃飯吃藥都要人喂,大小便已經離不開床鋪。我在養病室照顧了他約三個月。後來敵人不讓我在養病室繼續住下去,把我趕回了牢房。臨走的前一天,國楨同志很難過,他深情地對我說:“我是不行了,監獄生活這麼長,請轉告同志們,一定要堅持鬥爭到勝利回延安。”我安慰他說:“你在延安時病也很重,後來不是治好了嗎?等勝利出獄後,你的病也一定能治好的。”他又說:“這次我自己感覺比三八年在延安時要差得多。你在這裡這麼久,天天照顧我,我也沒有什麼東西可以向你表示謝意的,就送你一把小剪子作了紀念吧!你們回到延安後,請幫我打聽一下我的愛人和女兒。”
我從養病室回到牢房後,立即把國楨同志的情況向獄中黨組織做了彙報,提出國楨同志身體已經很不行了,非常需要人去照顧。經組織同意,劉護平同志自動要求以治病為名進入養病室去照顧國楨同志,直到他逝世。
1945年7月31日,黨的好兒子喬國楨同志不幸犧牲於盛世才的監獄之中。為了悼念國楨同志,經獄中黨組織與敵人多方交涉,由各牢房派出幾名代表到養病室,為他開了個簡短的追悼會。他的遺體則由我們的同志親自安葬在離迪化10多公里的一個荒僻的山溝裡。
1983年,在疆域紀念陳潭秋、毛澤民等同志犧牲40週年時,我把喬國楨同志的小剪子,親手交給了他的女兒喬沙,勉勵她繼承烈士遺志,為祖國立功。
 原載1985年11月《革命英烈》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