典型的例子就是楊乃武和小白菜案件，一個小小的舉人，最後驚動了太后，滿清督撫級別的官員，說殺就殺了，為什麼一個小小的舉人，居然就能牽動太后和大半個官場呢，秘密就在錯綜複雜的關係上面。
楊乃武只是一個舉人，被人告發和小白菜合謀害死了小白菜的丈夫，舉人見了下令可以不用跪，也不能用刑，於是下令就請示學政，革除了楊乃武的功名，定了楊乃武的死罪，本以為事情也就這樣，不就是個舉人嗎，革除了就是了。
但楊乃武有個同學叫吳以同，正好在虎胡雪巖家裡做幕僚，然後就把他的冤情給胡雪巖說了，那胡雪巖可不是一般人物，正好這個時候，有個叫夏同善的官員在胡雪巖家裡做客。
作為清朝最出名的紅頂商人，能到胡雪巖家做客的，也指定不是一般人，這個夏同善一聽這事，感覺冤情比較大，於是就答應回到京城之後想想辦法。
夏同善官大嗎，他官也不大，問題是他老師厲害，他老師叫翁同龢，是皇帝的老師，這種身份最容易見到大清的實際最高統治者，慈禧。
就這樣，一件非常小的案子，就被捅到了太后那裡，而最終這個案子牽涉面之所以如此巨大，是因為相關利益方太多了，讀書人群體開始拉幫結派，官員也紛紛站隊，鬧得是不可開交。
所以說，不要輕易得罪一個舉人，因為你根本不知道他背後是什麼人，尤其是當有共鳴的讀書好人作為一個群體的時候，他們之前就會產生很多不可思議的奇妙聯絡。上古三代，沒有什麼“禪讓”。
所謂的“禪讓”是戰國人意淫出來的。
編造者不是儒家，而是墨家。
它的基礎就是墨家的另一個重要思想——尚賢。
為什麼要鼓吹這個？
用現在的眼光看，先秦墨家不像一個學派，更像一個嚴密的社會組織，一個具有比較典型的“黑社會”性質。
墨家的門人大部分都出身寒微，在當時“尊尊親親”的風氣下，他們難有出頭之日。
怎麼辦？
作為平民階層代言人的墨家，就創制了一套說辭作為平民進身的理論依據。
其核心就是“尚賢”——
無論什麼人、什麼出身，只要“賢”，作為聖哲明王就要啟用他們，讓他們當大官、提高地位。
官無常貴，而民無終賤，有能則舉之，無能則下之。
——《墨子·尚賢上》
甚至可以把王位讓給他。
反過來說，能不拘一格起用民間人才的君主，才是聖哲明王，才會出現太平至德之世。
說白了就是為了給自己謀出路。
為了配合這個觀點的宣傳，墨家又編了許多謊話來做“證明”。
比如：
古者舜耕歷山，陶河瀕，漁雷澤，堯得之服澤之陽，舉以為天子，與接天下之政，治天下之民。
——《墨子·尚賢中》
你看，舜只是個農夫，帝堯卻舉用他，讓他接自己的班，做了天子，治理萬民。
但根據司馬遷的《史記·五帝紀》的記載來看，傳統的五帝系統是有致命硬傷的。
五帝本紀最後幾句，他是有交代的。
原來這五帝是從儒書中挑選出來的五帝德和帝系姓。
太史公是這麼說的：
學者多稱五帝，尚矣。然尚書獨載堯以來，而百家言黃帝，其文不雅馴，薦紳先生難言之。孔子所傳宰予問五帝德及帝繫姓，儒者或不傳。
到了司馬遷時代已經出現了百家言黃帝的局面，這是多種因素造成的，問題是，司馬遷要是給他們做傳，該聽誰的？
要知道司馬遷是在董仲舒門下聽過課的，但主要是春秋公羊傳，老董是公羊大家，幹啥都一股公羊味，這事對司馬遷的影響是，要以儒書入手。
司馬遷調查的結果是，大戴禮記中有講五帝的，而且它的記載還不像別的緯書中說的那樣不雅馴，於是基本上照抄了下來。
這不是個不負責任的做法，相反他是用了個二證法，結合書上說的，再去實地查考，聽取別人口頭相傳的事蹟做對比，在那個時代，大抵算得上最科學的辦法了。
但太史公距離傳說中的黃帝時代，有3000年了至少，這就好比我們現在到實地去考察商末周初的事情，這去實地考查的話，有成績麼？
更何況上古河流改道現象嚴重。
所以我們可以輕鬆的在文獻中發現謬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