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居正本不是這個意思，因被朱翊鈞引導話題，自己先說出“人禍”二字。此時皇帝殺意已露，他卻往後退不得了。
只好順著話頭道：“是，臣請會審凝萃殿工程案，錦衣衛堂官和東廠派員旁聽。”
朱翊鈞聽了，先不說同不同意，轉移話題道：“工程督造事，向來官吏賄貪多發。《傳》曰：‘國家之敗，由官邪也’，老先生，這吏治腐敗，不治理不行了。”
張居正回奏道：“皇上說的是，吏不廉平，則治道衰微。臣也知民生休慼關乎吏治之賢，然則考成法方見成效，官吏嘖有煩言，若大興反腐，或致動盪。”
朱翊鈞聞言，苦笑兩聲。隨後堅定意志，厲聲道：“我朝雖有重律，現在只同空文，貪猥之徒，殊無忌憚。長此以往，考成之法也成害民之法也。到那時，咱君臣兩個還往何處退？此際，已退無可退，唯有披荊斬棘，破此障霧！”
張居正聞言，心裡面打翻了五味瓶相似。其實他何嘗不想整頓吏治，其於隆慶年間上奏的《陳六事疏》，闡述的改革思路，基本上圍繞著人事和吏治問題。
然而，張居正作為政治家，歷來以“察而後謀，謀而後動，深思遠慮，計無不中”為圭臬，此時考成法剛出一年，操切間厲行反腐，必遇逆流。
逆流張居正不怕，平臺召對時，張居正已經向朱翊鈞表示“身後之事，盡付闕如”。
先無論當時表態真假，張居正此時考慮的卻是，倘若厲行反腐導致朝政動盪，皇帝頂得住嗎？太后頂得住嗎？這些問題都是要深入考察的，若無把握，絕不輕發。
雖聽了朱翊鈞的決心表態，張居正仍勸道：“皇上，反腐倡廉放鬆不得，但大肆興革卻不急於一時。以臣之見，朝廷此際用人仍要‘公銓選、專責成、行久任、嚴考察’，一切以功實為準，不徒眩虛名，不搖之譭譽，不雜之愛憎，不以一事概生平，不以一眚（按：sheng，白內障，引申為過錯）掩大節。皇上屬意王國光，即此之謂也。”
朱翊鈞聽張居正拿王國光做例子，笑道：“老先生與朕一般，都功利之徒耳。”
張居正見他淡定下來，以為皇帝操切之心稍歇，也微笑道：“皇上，官習日敝，民偽日茲，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良以積習日久，振蠱為艱；冷麵難施，浮言可畏。”
“此際，未必大張旗鼓，可就事論事。隆慶六年時朝廷已施京察、外察，按六年一京察，三年一外察之例，若以太妃罹難之事再行京察，臣恐百官無心視事，而以鑽營為務。”
朱翊鈞聽了，微笑道：“朕意非在京察，而在都察院。朝廷專委御史、科道而行糾舉，成效朕不滿意。六科十三道風聞奏事，被參之官或申辯、或攻訐，都是空對空。”
張居正聽了，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張大嘴聽朱翊鈞繼續道：“朕想擴大都察院，改一地專責一人而糾察的陋規，每道至少八人，並加巡視、調查之權，分錦衣衛之一部設在都察院之下！”
張居正聽了，覺得匪夷所思。一時間沒有全盤想透，下意識問道：“錦衣衛為軍，都察院為文，如何混雜？”
朱翊鈞又轉了話題道：“東廠雖為成祖所設，然百年來與朝臣相爭無了時。朕欲將東廠、錦衣衛合併，重立錦衣親衛軍，掌邑衛宸居和鹵簿、儀仗和探查諸事；內設內情局二，掌國內情報事，其中局下一科為都察院所轄用；軍情局一，掌軍事情報事，與兵部共享；監察局一，掌錦衣親軍內部監察。設兩個指揮使，由內官和勳貴分掌。如此興革，朕欲收情報統一之效。”
張居正聽了，心神搖動。朱翊鈞擬裁東廠，為成祖以來最大的德政。
張居正歷事三朝，最近時常將朱翊鈞和世宗、穆宗相比。其較之世宗，最大特點是不以權術治政，多秉正道而行。雖偶有突發之想不著邊際，但查其本心，偏向社稷、民生居多。
與穆宗相比，朱翊鈞勤儉克己，勵精圖治方面簡直把穆宗甩的影子都看不著。在性格方面，堅毅果決，謀定而動，較之穆宗的敏感自卑，如同耙耳朵一般，相差更不可以道里計。
此時朱翊鈞年歲小，若能持之以恆，張居正敢指著天說：“太祖以來，能振興中國者，非今上莫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