究其原因，是因為宋太宗北伐燕雲失敗，無法奪回燕雲建立防線保護河北，所以才會引起北宋在戰略上的極大不安。
而三易回河原本是個工程，為了防止黃河流入燕雲從而使得遼軍可以順流而下，所以北宋政府試圖將其改道。
但是以黃河的體量，改道會造成難以想象的風險，這些風險是某些地方所不能承受的，於是這些地方的官員便跳著腳的反對。
而隨著北宋中後期的黨爭愈發激烈，回河工程也終於擺脫不了被捲入政治鬥爭的宿命，從而由一個單純的科學的水利工程專案轉變成為政治事件。
朝廷各方勢力為了各自利益而不顧百姓死活，在回河事件上進行反覆博弈，互相破壞對方的計劃，哪怕以百姓生命作為獻祭，也要擊倒對方成功掌權。
最後，三易回河失敗，釀成慘劇之後慘死的百萬民眾和流離失所的千萬人悲慘的成為了政治鬥爭的犧牲品。
而他們，沒有人在乎。
北宋官方對他們極為冷漠，毫不在意。
這讓蘇詠霖深為憤恨，這也是他無論如何也一定要滅掉南宋的一個原因。
而在修史的時候，這些事情能不寫下來嗎？
講究一個為尊者諱的儒家史官當然不會寫，他們只會用各種春秋筆法去修飾，去裝點，試圖讓人們忘卻這段歷史和百萬人命。
他們想得美。
在明國修撰的華夏全史中，這些都要明確的記錄下來，記錄下來那些所謂為國為民的“忠良之士”們是如何“為國為民”的。。
如此才能揭露舊封建王朝的帝王將相們為了一己私慾到底把國家民族置於何地，到底把百姓置於何地。
如此的歷史，才是最真實的歷史，有助於蘇詠霖徹底撕碎封建社會的溫情面紗，將它的醜惡面貌大白於天下，讓人人警醒，人人戒備。
有了這層關係在其中，蘇詠霖覺得就算自己死了，不肖後人想要把路走回去，也不會那麼容易。
國史司的史官們大多數成長於封建教育之下，多數都是原先金國、西夏的史官被留任的，明國自己轉職的史官還不多。
所以他們對於蘇詠霖的這種要求感到震驚，他們從未想過一個皇帝居然會做出這樣的要求。
這對於他自己來說真的是好事嗎？
不過這些史官雖然在思想上比較保守，但有一點好處，聽話。
自那位著名的不便透露名字的李世民陛下希望觀看自己的起居注並且獲得成功之後，儒家史官們最後一層遮羞布也被皇權毫不留情的撕下來了。
於是他們很充分的發揮了老祖宗的精神，越來越聽話了。
皇帝怎麼要求，他們就怎麼做。
蘇詠霖不管想做什麼，他終究是皇帝，皇帝提出了要求，他們當然遵照命令去做就是了，反正天下不是他們的。
所以這個命令在國史司內推行的十分順利，這些有著專業素養的史官們對於政治鬥爭自然是耳濡目染，且非常善於修飾，可要是不修飾，秉筆直書，倒也不是不可以。
不過這遠遠不是蘇詠霖需要做到的。
他需要的是形成一種全新的史觀，一種全然不同於儒家史觀的歷史觀。
為此，他抽出時間撰寫文章。
花費了一些業餘時間，蘇詠霖寫下了《記錄歷史需要為尊者諱嗎》、《歷史事件背後的政治博弈——從三易回河說起》、《我們的歷史觀念需要重新塑造》、《帝王將相家譜背後的民眾血淚》等四篇文章。
這四篇文章裡，蘇詠霖初步構建了一個全新的歷史觀念。
然後以自己本身讀史的感悟，對儒家史觀進行了全方位的批判，將歷朝歷代所謂正史形容為【帝王將相的家譜】。
他要以明國皇帝的身份對過往的官修史書進行最為兇狠且強烈的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