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對於整個華夏來說都意義重大的任務，蘇詠霖非常重視。
他親自將這個任務命名為上古三代復原工程，與華夏紀年法制定並列為國史司兩大任務，不必囿於時間和年代，只要大明還在，只要條件允許，就可以持續進行探究。
華夏先民是如何一步一步從矇昧走向文明, 從山野走向城市聚落，將小小的部落發展為大大的帝國，將文化火種燃燒成熊熊大火……
這些，都是值得探究的事情。
且在蘇詠霖看來，這樣的探尋實在是太浪漫了。
而為了探究復原共和元年以前所發生的事情，蘇詠霖還下令國史司籌建大明考古總隊, 以考證歷史明辨古今為含義, 授予大明考古總隊在全大明國土內探究古蹟、收集古籍、搶救性發掘古墓的職權。
在古墓問題上，蘇詠霖尤其強調了自己的看法。
“發現的古墓只要沒有破損的，最好不要嘗試破壞，除非有完全把握可以保護其內部古物不受損害，否則就不要發掘，強行發掘等於破壞，就沒有意義了。
而一旦發現破損古墓，就要立刻調動兵馬封閉當地，不準閒人進入，除了考古總隊人員，其他人，包括地方官員，一律不準進入，所有發掘出古物全部封存，不準外人觸碰，必須送達中都進行妥善保養。”
除了這個原則之外, 蘇詠霖還計劃建立大明國家博物館。
他準備在未來將他手上所擁有的、宮廷內儲存的古代文物和考古發現的古代文物全部放置在國家博物館內進行儲藏, 並且公開給全天下子民觀賞, 幫助他們瞭解歷史。
在國家博物館之內, 他還會把整個華夏曆史大脈絡雕刻於其中，搭配古物，讓所有子民都能身臨其境的感受整個華夏曆史的脈絡，感受到歷史的厚重與傳承以及存在。
一系列的工作安排之後，明帝國的歷史研究工程就此開始。
這是史無前例的大規模歷史研究工程，財政部轉款撥付，專業人員齊聚，只為探究上古三代那些被塵封的過去。
而這，也是蘇詠霖心中的人文情懷。
最起碼，他想讓全國百姓從此以後都能知道自己生於哪一年，年歲幾何，而不用再依靠齒齡等醫學手段去判斷自己今年多大。
作為一個人活在這個世上，理應知道自己的歲數，知道自己的生日，知道自己是個人，這是一個人很重要的人身權利。
封建王朝不給他們這個權利，大明國不能不給。
在此基礎之上，讓他們知道自己生活在一個什麼樣的國家裡，生活在一片什麼樣的土地之上，曾經他們腳下的土地發生過什麼事情，有哪些人為了國家民族的延續而奮鬥不息……
如此，便能將一個民族的傳承深深鐫刻進每一個傳人的心裡，血脈裡，脊髓裡，永遠流傳下來。
當他們都自覺地認定自己是這個國家和民族的傳人的時候，那麼某些東西便也就不可能隨著統治者的意願而輕易的轉移了。
當國家興亡匹夫有責真正成為每個人心裡所認定的理所當然的事情之後，他們也就完成了覺醒之上的覺悟。
而除了這個總的脈絡之外，蘇詠霖還要求國史司改變過往史官修史注重事件結果而不注重事件過程的記錄方法，尤其要注意改變儒家史官修史那種【為尊者諱，為親者諱，為賢者諱】的修史原則。
內部會議上，蘇詠霖對這條修史原則進行了強烈批判。
“因為他們是尊者、親者、賢者，所以就連他們做過的壞事都不記錄了？世上哪有純粹的聖人？孔子自己還因為學術爭端殺過少正卯，他就當真全無私心？”
“一旦發現某個大才就非要把他想象成世間完人，而不准他有任何缺陷，一旦發現某個人做了壞事就認定他是十惡不赦之人，無視他其他的功績，這是修史的態度嗎？”
“人是複雜多樣的，同一個人年幼年輕年老之時可能性格都完全不同，小的時候非常頑劣，長大了卻開創了偉大事業，或者小的時候異常乖巧，長大了卻淪為作惡多端的惡人，這樣的事情從來不少。”
“世上沒有聖人，沒有純粹的賢能之人，只要是人，只要吃著五穀雜糧，就有七情六慾，就有喜怒哀樂，就會犯錯，沒有不會犯錯的人，就好比我，犯過的錯誤還少嗎？”
蘇詠霖在國史司內召開全體史官會議，要求全體史官對古代正史、野史進行全方位的解讀之後，採取相容幷包的方式，不僅要將歷史人物的功績寫下，也要把做過的惡事寫下。
不僅如此，也不能諱言政治鬥爭的慘烈與陰謀詭計，不能諱言權術。
要揭開儒家史官筆下那層遮羞布，把某些人口中那些【為國為民、為了儒家正統、為了聖人道義】之類的遮羞布全部扯開，把為了權力和金錢財富等等原因而展開政治鬥爭的一幕幕全都寫明白。
尤其要寫明白他們進行政治鬥爭的前因後果，犧牲了哪些人的利益、性命等等，尤其是這樣的政治鬥爭對百姓造成了什麼傷害，更要寫得明明白白。
比如北宋王朝的三易回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