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明，鹽商是一個很特殊的群體。
他們非常富有，也非常有權勢，不僅交結朝廷地方的高官顯宦，同時還會資助一部分底層讀書人。可謂是有權有勢，十分的厲害。
論起天下富庶之地，以自然是以揚州為盛。
同時，這又是一個朱慈歷次變革都沒有觸及到的地方。在別的地方，或許新的經濟元素，新的改革因素都已經漸漸推行，變得日新月異。但揚州，除了多了幾個學校以外，看起來一點變化都沒有。
城中的鹽商群體依舊是富甲天下，就連那些後起之秀的工坊主，海外探險家都依舊比不得他們富庶。
錢多了，難免就惹人眼紅。
如果都是別人胡說八道，那也就罷了。可鹽商大部分經商的確伴隨著各種**之事，明面上他們持有鹽引可以光明正大販賣食鹽，但大部分鹽商都會販賣私鹽。
這是一個法律禁止的黑色地帶。
販賣私鹽過程中為此發生的武裝械鬥之事自然層出不窮。
而且，不少鹽商還會放印子錢。
自古以來，但凡講究一點名聲的人都不會放印子錢。這是一個將人逼上絕路的不二法門，誰沾上了，都要少不了一個貪財要命的判詞。
哪怕是朱慈刻意引導社會風氣轉變支援經商，那也支援的是合法經商，誠信有意社會的經商，而不是鹽商這種依靠著政治特權的專賣制度而膨脹起來的商人群體。
這就如同牙商一樣，是註定應該滅絕的存在。
再加上，前些年大明大廈將傾，帝國搖搖欲墜。朝廷的控制力急劇下降，鹽稅一降再降，已然到了歷史最低點。
去年，大明收入的全國財政總收入中，一共收入以寶鈔計算共有七千萬元寶鈔，約莫是七千萬兩白銀。
但是，其中鹽稅卻只有區區一百萬零九萬兩。
這是一個讓揚州鹽政有司惴惴不安的數字。
他們實在有理由惴惴不安。
就是朱慈，也太有理由憤怒的。
對比宋明清三朝鹽稅，就以大明朝的鹽稅最低，而且是低到了極點。
宋朝的鹽稅，朱慈記不得大約數字，卻也清楚，常年都保持在一千萬貫級別的數字上。而清朝，與明朝鹽政彷彿，也依舊遠超大明。
原定歷史裡的乾隆年間，兩淮鹽商每年上繳鹽稅達600萬兩，佔全國鹽稅的一半，每年鹽稅總收入約有1200萬兩白銀。
大明呢？
今年只有一百零九萬兩，歷史上最高的時期，也僅僅只有兩百五十萬兩。
兩百五。
好一個兩百五。
這是拿他朱慈當兩百五呢！
以產量與銷售量計算。
明代綱鹽制，持有鹽引的商人按地區分為10個綱，每綱鹽引為20萬引，每引折鹽300斤，或銀六錢四厘，稱為“窩本”，另稅銀三兩，公使銀三兩。每年鹽產量是6億斤，當時一斤摺合現在596克，總量相當於現在的6.72億斤。按照洪武、萬曆時期的官方統計，人口還是6000萬，與北宋中期一樣。
按照每引得銀6兩6錢4分，應得白銀1328萬兩白銀。
也就是說，哪怕按照大明本來的制度，也應該手上千萬兩級別的鹽稅。
但大明哪怕在最得力的時候，也僅有四分之一可以收上去。
這無不是讓朱慈為前任皇帝崇禎感覺悲哀，沒錢的皇帝，比沒錢的男人還慘。錢是男人膽，對於一個國家而言，更甚之。
沒錢的國家，遲早會崩壞。
而那些鹽商卻只需要換一個主子巴結上去就行，他們大部分依舊能存活下去，依舊瀟灑，並無兩樣。
當然，大明鹽政制度與宋朝時不太一樣，有開中法。
為了解決邊鎮糧食問題，大明便讓渡了食鹽專賣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