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月九日
天氣熱不可耐，昨晚在地板上睡了一夜。醒來的時候還不到四點鐘，趁著立群和孩子們還在睡，索性把積下的字債還清了，一共寫了四十二張。
吃早飯的時候，世英問我：“爹爹，你到蘇聯去，好久回來？”我回答不出，眼淚有點洶湧。
自己的心境是在哀樂之間。能夠到蘇聯，自然是多年的夙願，但把年青的立群和幼小的兒女留在重慶，於心實在難忍。假使可能的話，我想在國外久住，或者索性往英美去遊歷一番。究竟什麼時候回來呢？實在回答不出。
發現洗臉時所常用的一面鏡子被用人打破了，心裡很不愉快。為什麼不早不遲，獨於在今天我要動身的時候，鏡子要被打破呢？儘管說那是迷信，心裡總有點黯然。
送行的朋友不斷地來，有帶照相機來的，也照了好幾張相。立群說我的頭髮太長，應該趕著去理一次髮，九點半鐘的時候，我在忙亂中把漢英一同帶了出去，在附近一家極簡陋的小理髮店裡把頭髮剪了。漢英，我們是打算讓他到飛機場去送行的。回家的路上，我不免有幾分淒涼地告訴他：
——漢英，你要大些。爹爹走了，你要好生聽媽媽的話，不要和弟弟妹妹們一同懊氣。
他默默地在我旁邊走著，沒有作聲。他似乎已約略知道了一些別離的滋味。十一點五十分的時候，同朋友們一道用中飯。送行的人太多，只好輪流著立食。
剛好把中飯吃完，蘇聯大使館的汽車來了。立群叫用人們把小的孩子們帶開了，免得他們啼哭，連漢英她都臨時改變了計劃，叫他去睡午覺，不讓他到飛機場去了。
朋友們送我到市民醫院門口，握手告別了。只有少數的人，分乘著兩部汽車，向枇杷山駛去。
天氣熱得難耐，到了大使館的時候，安南略先生接待著我們，開了幾瓶香檳酒以壯行色。飛機是兩點鐘起飛，時間已經迫促，沒有多作逗留，便趕著動身。米克拉雪夫斯基參事也趕來了，他本打算到飛機場的，但因中暑，有些熱候，便中止了。
安先生，蘇牧先生，立群，我，同坐上一部汽車。要回國述職的邵魯諾夫秘書，他同行李另外坐著一部，由枇杷山出發，經由兩浮支路，駛向九龍坡的飛機場。
九龍坡離城十二公里，飛機場臨著長江，並不甚大。這兒立群和我都是第一次來。飛機站是一層的建築，揹著江面，周圍有些洋槐圍繞著。站內進門處一左一右有兩個櫃檯間，左手是美國人辦公的地方，右手的是中國人。一進站，先在右手間投到，據執事的人說：中國人出境還要有外事局的許可證，不然便不能起飛。這一訊息出乎意外。因為時間太迫促了，還要回城辦許可證，萬萬來不及。外事局照別國的慣例應該是管理外國人出境的事情，今天剛剛相反。打電話進城去一時得不到著落，安先生又連忙派了一部汽車回城，請大使館就近辦理，我們便坐在站裡等候回信。
費德林博士趕來了。製片廠的司徒慧敏和另外的幾位攝影同志也趕來了。等到快要兩點鐘了，許可證還沒有訊息。執事的人來催問，假使得不到許可證，要到美國人那邊把乘機證取消。我心裡為這事反而有點高興：今天能夠不走，索性走不成，倒更好。人事是盡了的。外交部發了護照，美軍司令部也特別優待，沒想出還有這麼一道難關。
然而碰巧，飛機遲了刻。不僅二時沒有到，就是三時，三時半，都沒有到，而許可證也同飛機的遲到在比賽，遲遲地得不到最後的著落。時間沉悶地過著，熱，汗，電扇鼓著溫風。
快要到四點鐘了，對山有號角的聲音，報告飛機到站。那就是我們所等待的飛機。乘機的人都在做準備了。許可證還沒有送到。執事的中國人又來說，要去取消乘機證了。但就在這時候，右手內部的辦公室裡面又有人出來，說是接到城裡的電話：許可乘機。這一來我好像得了赦令，但又好像受到了判決，無論如何非走不可了。我有點茫然。立群為我倒了一杯涼水來讓我喝，又把手巾蘸溼讓我抹了一次臉。送行者的姓名都被調查了，我們便動身走出機站。立群只同我說了一句話：到那邊去少喝些酒啊。我在心裡發了誓，絕對要記住她的叮囑。
在一架中型的運輸機下和大家握別，攝影的朋友們不斷地攝影。當我和立群握別的時候，費博士很愉快地說：假使在我們蘇聯，是要來這一套的。他把兩手比成擁抱的形式。但我們沒有擁抱。
上了飛機。立群在下面對我說：他們還要我們演一個場面。慧敏導演著，要我從飛機上和立群握手。管飛機門的一位美國青年，含著笑，閃開了。攝影完畢，碰的一聲，鐵門關上了。
飛機上的座位在兩旁的窗下，可以坐三四十人光景，但乘機的只有九個人。座位兩旁有繫腰的板帶，要起飛了，機師叫把板帶扣上以免震盪。待飛到了上空，又叫把板帶解釦。後來在下降的時候也這樣，對於旅客的便利，注意得相當周到。
坐在飛機上起初也還是有點茫然，待一飛定了，在上空發生著清涼的感觸，腦子裡的回憶就像突然開了閘的一樣，洶湧了起來。
八年的抗戰當中，自己所曾參與過的差不多每一個場面都交錯地迅速地插換著，但一想到前途便突然現出一片白光。計自四點二十分起飛，七點二十分到達昆明，在空中足足飛了三個鐘頭，腦子裡的回憶也洶湧了三個鐘頭。
昆明的飛機場很大，不斷地有飛機起飛或降落；有大風，只見塵沙濛濛。天氣倒很涼快，有點像重慶的晚秋。飛機站很簡陋，牆是土磚砌成，屋頂有些漏洞。來去的都是美國計程車兵，人數很多。在站上辦好了手續，要明天午後四時才能繼續航程，當晚便落宿在飛機場內的美軍招待所。那是臨時性的白落庫（Ba
ack，即營房），每間屋子裡面對放著四尊床，在屋底靠窗一張長條桌。我們落宿的一間已經先有兩位美國兵住著，正在光著身子在電燈下納涼，看見我們進門，他們把衣服穿好出去了。
浴室裡面只有漏篷裝置，衝浴了一次，同邵君往食堂進餐。定食，很簡單，但很豐富。咖啡盛以龐大的乳白玻璃盅，可以任人牛飲，這卻需要相當粗大的神經。
一切都是美國式，雖感方便，但亦頗覺生疏。很想到昆明市上去看看，聽說還有十來公里，沒有交通工具，也就只好作罷。未出中國境便已經成為一個外國人了。
六月十日
晨六時起床——時間還是重慶的戰時時間，應該才只五時。太早，其他的人都還沒有什麼動靜。到盥洗室裡去洗了臉，回到居室時，發覺手錶還放在盥洗室裡，連忙回頭去找尋，不見了。一位老公役，中國人，在那兒打掃。我疑心是他拾去了，但也不好詰問。他看見我的情形，很安閒地問我：是不是在找表？我答應了他，他從衣包裡取出了表來還我，神色愈是安泰。我起了肅敬的念頭。盥洗室裡面有禁制：“用水有毒，不能進口”。有一個大水囊掛著，我知道是漱口用的，囊腳有幾個水塞，但不知道怎麼開。我在這時才請教那老公役，他把兩個指頭套上水塞的兩翼，用拇指把挺出的活塞向內壓，水便從水塞下的一個小孔裡面流出了。我非常感謝。今天真是吉利，一清早便遇著這樣的大好事。
昨晚睡得不甚好。天氣涼，我蓋上了毛毯，本很暖和，但不知道怎的，兩腳的魚肚筋老是抽筋。
在食堂裡用了早飯，請食堂中的一位中國僕歐引路，我們到達了公路，在那兒搭上了美國軍部的交通卡車，便往昆明城裡去。公路兩旁的風景樹很茂盛，樹葉肥厚，有點亞熱帶樹的風味，我不知道它的名字。乘十餘公里達到城區，街道卻很凌亂猥雜，蒼蠅、垃圾、乞丐觸目皆是。吉普車穿梭式地來往，看起來美國兵好像比昆明市民還要多——當然這只是我的錯覺。實際是遍街都是閒人，和重慶市頭並沒有兩樣。想象中的昆明是要更美麗些的，我有點失望了。
昆明朋友們的住處，我一個也不記得。開始想到正義街去訪一位報館裡的朋友，但想在清早，過記者生活的人恐怕還沒有起床。在街頭看見有“聯大工學院合作社”的招牌，走進去探問聞一多、吳晗的住址，知道他們住在城外，路太遠，而且又是星期，不一定在家。沒有辦法，只好在街頭流浪。
街上有黃包車，車伕的雲南話卻不大好懂。我問他們昆明有沒有中蘇文化協會，他們也很茫然。我改變了計劃，向街頭過路的學生樣的青年問，這一問卻立地收到成功。一位操廣東音的青年告訴我：在拓東路勝利橋側臨江裡。他叫我們回頭走，走不好遠的那座橋就是勝利橋，過橋倒左手，沿著城壕的那一帶就是臨江裡了。我們照著路向走，果然找到了一家門戶，有綠色油漆的鐵柵門，懸著“中蘇文化協會”的長牌。
秘書楊須知和其他五六人正在樓下的會議室裡面準備開座談會，要討論關於蘇聯的什麼。我們本來是不認識的，但一說明便都成了熟朋友，受著了很懇切的招待。我打算會田漢、光未然、聞一多、吳晗諸位，一位朋友乘著自轉車便去分頭通知去了。邵先生參加了座談會，我卻坐在一邊把清早沒有寫完的一封信又拿出來寫，想趕著付郵寄給立群。
我手裡只有一節長不滿一寸的斷鉛筆，還是今天清早在寢室裡的長桌上拾得的。
——你沒有鋼筆嗎？一位朋友問我。
——有是有的，被人抽去了。這兒又引起了我一段新鮮的回憶。
是六號的晚上，文委會的舊友們在我家裡，開過一次小規模的餞別茶會。並不怎麼寬的書房裡，坐了四十來往個人。我掛在壁上的上衣插著鋼筆，第二天清早才發現不翼而飛了。大約是誰取下來記錄，忘記了插回原處的吧。
那隻鋼筆在我是很值得紀念的，那是墨色有黃環帶的一隻頭號派克。前幾年寫史劇《屈原》的時候，寫得太快，把筆尖觸斷了。費德林博士也有一隻同樣的筆，他便送了我。斷了的筆尖，後來修理好了。同樣的筆我便有了兩隻，因此筆套頭便每每混用。然而區別畢竟是有的，費博士贈我的一隻筆桿上刻有一個“費”字，我自己的一隻筆套頭上的塞子是掉了的。結果遺失了的是我的筆桿，費的筆套，留下的是我的筆套，費的筆桿。這樣值得紀念的東西，我不願意它再遺失，便留在家裡讓立群使用，我是打算到了加爾各答買一隻新的。
楊秘書把自己的鋼筆借給我，我把信寫完了，便託他用航快寄出。
光未然來了，太不湊巧，聽說田漢下鄉去講演去了。本來在中午是有一次聚餐的，寄寓昆明的前政治部第三廳和文化工作委員會的朋友們要做一次會合，就因為田有講演，趕不回來。改到晚上去了。
乘自轉車的朋友也回來了，接著是聞一多和吳晗兩位。多年不見了，意外的會合使得大家都興奮，又因時間短促，更覺得珍惜。大家都希望我能夠再留一天，邵秘書也有這個意思，我倒很想早走，希望能夠去趕上科學院的開會。這隻好等飛機來決定了，假使午後四時沒有飛機，我們就斷然留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