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31章 文武之道 (第2/2頁)

這次事變,也有一個上佳表現,那就是中|央政治局和中|央軍委能夠很好地控制國家大局,顯示了強有力的控制國家能力,從而讓文官治國成為可能。

此前,軍閥混戰,有槍就是草頭王,就是奉系也是從戰場上獲得的地盤。當國家統一後,國家大事都是由這些軍人將領說了算的。

治國與打仗不同,陽剛的軍人對於柔性的政治有本能的缺陷,要不然自古為何就有“馬上得天下,不能馬上治天下”之說。在後世,文人治理國家被視為皿煮的象徵,而軍人干政則是一種政治發展的倒退。

克勞塞維茨的《戰爭論》寫得很明確:戰爭是政治的延續。也就是說戰爭本身是一種極端的政治手段,因而是否發起戰爭、何時何地發動戰爭、戰爭要達到何種目的,理應由政治家文官來決定,軍人需要思考的是如何實現這些戰略目標。

而軍人的價值只有在戰爭中才能體現,軍人的軍功及在軍中的地位是由一場又一場勝利來獲得,所以他們對於戰爭有本能的興趣,在國家事務或者國際爭端中,更多地會以一勞永逸的戰爭方式來進行。

因此軍政|府很難擺脫發動戰爭的誘惑,也就會有比較明顯的軍國主義傾向。正所謂“文官靠邊站,軍人要蠻幹”,日本軍國主義就是一例。

這樣,國家會淪為戰爭機器,根本沒有調和的餘地。歷來,軍服壓倒西服,都是國家取亂之源。

從後世中國國家領導階層的職務可以看出,軍方背景的人員在國家事務中的話語權在減弱而不是增強:無論是政治局委員的人數、還是政治局|常委的組成名單,都可以看到這一趨勢。

但是軍隊淡出國家事務,並不是不重視它的發展,這要一分為二地看。後世中國對於軍隊的管理觀念,在於軍人服從於政治的需要,但並不是削弱它的力量。這從後來經濟建設發展到一定程度時開始增加軍費可以看出。

會不會由此產生像歷史上宋朝和明朝那樣“重文輕武”、“以文制武”的弱宋弱明局面?首先要說明,明代有終一朝都不是弱明,即使是末世也還是有許多英勇的將領和能戰計程車兵,只是因緣巧合造成了讓人唏噓的倒退,努爾哈赤早年也是被李成梁完虐的。

明代軍事上的敗退其實與宋朝有驚人的類似:步兵對陣騎兵,運輸限制戰爭規模或決定戰爭結果。

以宋代為例。宋代軍事不給力不是簡單的“重文”、“文官外行指揮內行”、“皇帝縮卵”,嚷嚷什麼鐵血尚武根本毫無意義。

什麼叫弱?在金面前的晚期北宋和在蒙元面前的南宋倒是算得上弱。但北宋時期,宋仍是彪悍的遼國的大敵,如《遼史》的兵衛志裡頭還說“雖然,宋久失地利,而舊志言兵,唯以敵宋為務。”宋對西夏更是生死大敵,對青唐吐蕃、黃頭回鶻來說就是洪荒巨獸。

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宋朝軍事缺陷的內部根源在於唐宋變革以來國內莊園農奴制被租佃製取代,大地產衰落,土地集約化程度降低,難以大規模發展畜牧業,其衰落導致整個社會畜力缺乏,進而導致國家在對外作戰時後勤運轉能力孱弱。

而國內的交通運輸都大打折扣,使國家對下層控制力以及整體動員能力都大為衰減。宋朝對西夏作戰要搞築壘淺攻而無法大軍遠征犁庭掃穴,正是一這原因導致。

由於人民軍建立了大量的軍校,中高層軍官都具有了一定的文化水平,新生代更有後來居上之勢,所以傳統意義上的“外行領導內行”已經不符合它的實際情況。

張漢卿建立政治部,也並沒有取代司令部對軍隊的指揮權,正是考慮到“術業有專攻”。畢竟,打仗、能打仗、能打勝仗,是軍隊的第一要務。

但是又要防止軍隊的過度膨脹,需要進行必要的約束,這才是政治部的責任。“跟黨走,打勝仗”,正是貫徹“黨指揮槍”的立軍原則。

根據這個想法,張漢卿開始對黨、政、軍的架構掀起新一輪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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