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垚垚不是真的壞，他只是沒有正兒八經地學習過。所以，從某種程度上來說，他犯那些錯誤，並不是有意的，這點我可以確定。”
當李曉把這些話告訴郝夢媛時，郝夢媛忍不住笑了：“向來犀利的李大記者，怎麼突然柔軟起來了，還幫一個曾經的不良少年說話？他在高中時期欺負孫平安，那些仇我一直都記著呢，你倒為他說起好話來了。”
“我是說真的。”李曉解釋道：“他欺負過同學，跟黑惡勢力勾結過，在抗戰爆發那天挑戰民族情緒，這些都是他犯的錯，我沒有替他洗脫罪名的意思，而且我是真心希望他能接受教訓的。但是，我想問問你，你覺得他為什麼會那麼壞？”
郝夢媛認真想了想，說道：“如果他天性不壞，那就跟家庭的溺愛脫不了干係吧！”
“嗯，還有一點，我想你肯定想不到。”李曉說道：“你從來都沒有當過差生，所以，你肯定不會站在張垚垚的角度上看待問題。”
郝夢媛驀然呆住了。
李曉分析道：“你想啊，張垚垚本來想學畫畫，結果家裡人並不支援他，非逼著他學鋼琴，學騎馬，打高爾夫，甚至還送他去加拿大學習打冰球，因為這些在申請歐美名校的時候都是加分項。為了讓他接受更好的教育，他從小到大上的都是港城的名校，可惜他沒有繼承他爸的智商，在學習上，從來都沒有跟上過。在家裡他是威風凜凜的小少爺，但是在學校裡，沒有人能瞧得起他，他怎麼能接受這樣的心理落差呢？他欺負同學，幹壞事，可以看做是他的反抗，也可以理解為他是在增加關注。”
“你說得有道理。”郝夢媛若有所思：“可這並不是他霸凌同學的理由。”
“我知道，我不想給他開脫。我是在想，如果在他求學的生涯中，有個人能對他伸出援助之手，跟他做知心朋友，就算他沒那麼長進，但也不至於幹那麼多壞事吧？”
在遙遠的高中時期，二中學子每天要做的就是拼命讀書，爭分奪秒，去食堂吃飯都要帶著英語單詞本，排隊的時候背單詞，往返教室與食堂之間，都是一溜小跑。當人們在討論“衡水模式”是否合理時，二中學子卻早就習以為常了，他們的前輩是這樣過來的，後輩也依然這樣學習。在這樣嚴苛的學習環境裡，能交到志同道合的朋友都是奢侈，有誰會關心差生張垚垚呢？
張垚垚雖然家裡有錢，但他是被硬塞進重點班的，每次成績都拖後腿。有幾個老師曾經明確表示，希望在計算成績時，去掉張垚垚的分數。因為他的存在，他們實驗一班的成績總是比不過實驗二班。而這些，張垚垚都是知情的。他表面上裝作無所謂，但誰沒有自尊心呢？他被老師排斥，又被同學孤立，他上學的意義是什麼呢？
郝夢媛第一次反省——以前她總是指責張垚垚欺負同學，但是他們做同學的，不也一直在孤立張垚垚嗎？
“你說的對。”郝夢媛說道：“我們也的確對張垚垚做了些不好的事情，但是我們都以學業為理由，沒有給他任何關心。他在實驗班待了三年，一直都是孤零零的，他的狐朋狗友——不對，他的朋友都在別的班級。現在想想，在最需要朋友的年紀，他過得最孤獨。”
李曉開心地說道：“這就是我想說的，他犯過的錯，我們不應該隨便原諒；但他並不是窮兇極惡的人，所以，只要他有變好的機會，我們還是得幫他。”
因為之前造紙廠一案，“星火燎原”的公信力已經有所下降，如果李曉再將跟張垚垚有關的影片、文字下架，那“星火燎原”的口碑會再次崩盤。說不定，訂閱的人還會懷疑——作者是不是收錢了？
李曉很苦惱，如果她沒有跟張垚垚偶遇，沒有跟他深聊，她是不是就不會有這麼多煩惱了？可是她偏偏在誤打誤撞的情況下對張垚垚有了更深刻的瞭解，這讓她產生了一種錯覺——我又不是上帝，我無法客觀地、全方位地看待每一個人，那我有什麼權力對他們評頭論足呢？
李曉想到了轉型。
她內心依然充滿了熱血，但是她想換另一種方式戰鬥。
小夥伴不理解她的選擇，責怪她反覆無常，李曉只能找佟童傾訴。聽完她的苦惱之後，佟童問道：“那你想怎麼轉型？”
“我想做一個影視雜談類的頻道，可以借影視劇裡的情節，來說一下當今社會熱點問題。我覺得這個角度很新穎，但是我的合夥人卻並不那麼看，他一直覺得影視劇太膚淺。而且，我們倆都不是學影視的，所以做不到那麼專業。如果我執意要做，那就只能再次跟他分道揚鑣了。我剛跟他和好不久，不想失去他這個朋友。”
“呃……至於採取哪種形式，你們完全可以再商量，不過，我支援你轉型。”
“嗯？你確定不是敷衍我？”
“不是。”佟童說道：“實話實說，我一直不太清楚’星火燎原‘的定位是什麼。有時候我覺得它像是時事評論，但是它又沒有那些有影響力的新聞大號那樣深刻；有時候我又覺得它像雜談，什麼都說一點，但是又說不到點子上去。它能撐到現在，大概只是靠幾次熱點事件蹭了點流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