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空烏濛濛的，甚至看不清眨眼的星星，蘇州河也象累了一樣，陷入了沉睡。
“嘩啦、嘩啦！”的划水聲打破了沉寂，一條小船突然從暗處劃了出來，出現在河面上，並迅速地靠向岸邊。
船未停穩，沈宸已經跳上了岸，向著船上招了招手，便迅速地爬上堤岸。
他沒有想到，曹炳生會親自來送他，估計也是看出他“壯士一去不復返”的絕決之意。
說實話，曹炳生不是什麼好人。他既是幫派首領，又是法捕房的包探頭子，與當年的黃金榮比較相似。
在上海那個大染缸裡，能有這樣的地位，傷天害理的事情肯定沒少幹。
沈宸就知道曹炳生看似人畜無害，可在黑*道上卻以心狠手辣而著稱，更有一幫兇狠能打的兄弟。而他們父子二人，就連76號也頗為忌憚，不敢輕易下手。
但在戰爭的這個大背景下，哪怕是土匪、賊寇，只要不給日本鬼子當狗，只要敢與日本鬼子幹，其它劣跡就可以退居其後。
再說，曹炳生一直也沒有和沈宸起衝突，甚至在很多地方提供過幫助。而就衝今晚能親自相送，沈宸倒也認他這個朋友。
投桃報李是沈宸的做人準則，在船上，他給曹炳生指了條路，離開上海、另闖事業的選擇。
聽不聽是曹炳生的事情，說不說就是沈宸的責任。
而曹炳生除了相送，給沈宸一些情報，還告訴了他兩個秘密的落腳點，就在虹口。
沈宸並不一定會用到，但也感念這份心意。
在堤岸上觀察了一下，沈宸從隱蔽處跳出，迅速地跑過去，消失在茫茫的夜色之中。
二十世紀，日本為在上海爭得“列強待遇”，一直要求和英、美、法一樣，有一塊“日租界”。他們有將上海變成日本殖民地的狼子野心，往中國運日本人，“到上海過天堂日子”，他們來到上海，大多住在虹口。
到了一九四二年，上海有九萬四千多日本僑民，佔了上海外國人總數的絕大多數。
日本人又喜歡逛街，滬東北馬路上隨處可見日本人，特別是北虹口，日本人尤其眾多，以致於又有“小東京”之稱。
而在虹口的日僑也可分成所謂的“會社派”和“土著派”。
“土著派”多聚集在虹口中部的吳淞路等鬧區，以經營小商店為主。
而“會社派”則指在日資企業工作的工薪階層，他們通常社會經濟地位較高，主要住在橫浜橋以北的四川北路“越界築路”區。
日本資本在“北虹口”的海外輸出，使日本財團攫取了巨大的利潤。“會社派”的上層在上海夜夜笙歌，揮金如土，中層職員也西裝革履，收入不菲。
到了一九三七年“八一三事變”之前，日本在上海（包括虹口）的經濟實力空前發展。
而兩次淞滬戰爭中，“會社派”在虹口的經濟掠奪，相當大的一部分被用於日本侵略者的戰爭軍費。
與收入優渥的“會社派”相比，早期“土著派”的生計則要差得多。
“土著派”大多為日本“內地缺衣少食的賤民”，到虹口吳淞路一帶後，男的做小商小販，女的不少涉足色*情*業，還有一小部分是在本國混不下去的浪人。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變之後，日貨氾濫半個中國，引起虹口居民反感，一些熱心青年走上街頭，抵制日貨，宣傳國貨。
作為“土著派”的日本人，因為經營中小商店，拖兒帶女的，經濟負擔重，虹口中國人的抵制日貨，使他們感到了生存危機。
但他們不把賬算到發動侵華戰爭的日本軍部頭上，反而將心中的憤懣發洩到虹口中國人身上。
在兩次淞滬戰爭中，他們或為日軍帶路，或為日軍構築工事和裝卸軍需品，或參與對虹口中國商店的打砸搶。
而他們中的日本浪人，更是手持刺刀，尾隨日軍抓捕虹口抗日誌士，燒殺擄掠。“土著派”也就從自謀生計淪落到助紂為虐，成為日軍的侵略幫兇。
沈宸夜晚潛入虹口後，並不刻意隱藏，而是偽裝成日本人住進了旅館。第二天，他來到橫浜橋一帶轉悠，正好拉摩斯公寓有招租，他持著假證件很順利地入住其中。
拉摩斯公寓，位於四川北路，由英國人拉摩斯投資，一九二八年建造，上海著名公寓之一。
而“淞滬會戰”爆發後，西僑及中產華人紛紛撤離越界築路區，日僑則開始入駐這些空置的店鋪和住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