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吳佩孚師未撤防前，湖南便有“驅張請願團”，分向南北政.府、上海和會及吳佩孚駐軍的衡陽請願。
驅張請願團先是由學生髮起，各界知名人士爭先參加，不久省議會及各團體也秘密加入。湘省旅京、旅滬同鄉及省外湘籍學生，群起而響應。張敬堯民憤太大了，湘紳熊希齡、範源濂、郭宗熙等一群溫和分子也加入其中，最後，“全國和平聯合會”也全力支援湘人的驅張運動。
驅張運動是民國特別是湖南的一個重大歷史事件。
民國九年一月二十日日，譚延闓發出通電，喻湘人為“鹿豕”，比非洲的黑奴還不如。
到北京的湘人請願團分為二組，一為學生請願團，控拆北兵侵佔學校，停發教育經費，驅逐教育界名人等罪行。一為各界請願團，陳述張敬堯縱兵殃民及貪汙搜刮種種事實。
北.京.當.局答覆請願團說：“易督事的困難關鍵在於湖南是軍事前方，恐怕牽一髮而動全域性。政.府不是不瞭解湖南人民心意，原打算先選派一個省長分張敬堯的權，可是這一點也難於辦到，政.府覺得愧對湖南。”
前吉林省長郭宗熙當場反駁說：“現在是責任內閣，責任內閣就談不到慚愧二字。”
這時國務總.理還是靳雲鵬，靳雖想換張，卻有心無力，面對湘人的責難，只能抱歉地作揖打拱。
請願團的領銜人範源濂，控述完張敬堯禍湘五大罪狀後，悲憤地說：“如以湘省為中華民國之土地，湘人為中華民國之人民，則請先去禍湘之人，更施福湘之政。”
範源濂曾兩度出任教育總長，是教育界的泰斗級人物，他出來發聲，自然不同凡響。
他自己把呈文遞到徐世昌手裡，宣告所控如有一件不實，願受反坐處分。
這時候的徐世昌和國務總理靳雲鵬一樣，除了無奈的搖頭，也同樣有心無力。
北京政.府既然無法撤換張敬堯，請願驅張也只能是毫無結果。
吳佩孚雖然贏得湘人的好感，可是他卻撤防北歸。
湘人呼天無路，請願無效，最後只好訴諸於湘軍一拼了。
這時的湘軍實在可憐，餉械兩缺，番號也只是正規軍一師和一些雜牌軍。
能用的槍支，合起來也只有三千左右，子彈更為缺乏，湖南老百姓自嘲地叫他們為“叫化軍”。
吳佩孚撤防的時候，私下一再表示“湘事湘人自決”。湘軍驅張的戰爭，他實在無法參與。
不過他認為湘軍是會勝利的，因為趙恆惕是員驍將，佔天時地利人和。而張敬堯所部個個都打劫致富，軍隊一有了錢，自然不肯打硬仗。湘軍和湘人救鄉，必然不惜一切拼命。他預測槍聲一響，張敬堯所部必定是毫無鬥志，奪路而逃。
吳師撤防之日，湘軍即下總攻擊令，全軍士兵歡聲雷動，磨拳擦掌。為了節約械彈，趙恆惕下令非待敵人逼近，不許亂放一槍。
民國九年五月二十六日湘軍開始總攻擊。二十七、二十八兩日，湘軍佔領祁陽、耒陽兩縣，前鋒進展到距離衡陽二十餘里的東陽鋪。
湘軍兼程疾進，北軍果然聞風而逃。
湖南槍聲一響，段祺瑞馬上振振有辭地怒斥南軍“背棄信義，甘為戎首，破壞和平”，要求北京政.府明令討伐。
徐世昌這一次很強硬，在他看來，湖南所發生的問題，是湖南人民反對張敬堯的高壓殘暴統治，幾年來呼號奔走驅張沒有結果所致。這只是一個地方反對一個個人的區域性問題，與南北戰爭無關，拒絕釋出討伐令。
由此可見，湖南人民的驅張運動也並非是一無所獲。所謂量變到質變，雖然沒有引起質的變化，但對量的變化是有貢獻的。
段祺瑞說不動北京.府，便指使陝西、甘肅、山東、安徽、浙江五省督軍發出聯名電，不但催促明令討伐湘軍，而且提出：“吳軍甫撤，南軍即進，恐有勾敵情事”，要求北京政.府派員查辦吳佩孚。
徐世昌當然知道是段在幕後操弄，這次是鐵了心，照樣不加理會。
對於湘軍的攻擊，張敬堯怕得要死，他一面把軍眷撤走，一面電促北京政.府下討伐令。他的求救電報，由十萬火急而百萬火急而千萬火急，請款請械的電報如雪片飛向北京。
湖南人民展開了漫山遍野的游擊戰，過去受張敬堯欺壓的善良百姓，如今都變成了包抄北兵後路的戰士。
以前湖南人蔡鍔以三千羸卒打倒了洪憲皇帝，如今湘軍三千支破槍也大顯神威。
張敬堯在催促北京政.府下討伐令的電報中冒簽了張宗昌、範國璋、馮玉祥等人的名字，後在六月三日發電向張宗昌、範國璋、馮玉祥等解釋說：“請下討伐令已列尊銜。知斯舉諸君必表同意，故事前未將電稿送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