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報銷這件事上，對金蓮顯然是格外開恩的，不會斤斤計較，劉小姐顯然是區別對待的。對於春燕，她則非常嚴苛，這是從哪裡來的道理？對人不對事，看人再看事。這個讓人鬱悶。
金蓮甚至可以把一整張票分成兩半，票根和票據一起貼在貼上單上，這樣做的好處是，免得再去辛苦地找票據。現在坐車，票很難得。一般坐麻木車，哪裡有票？麻木車（三輪車）車主去買車票，人家還不賣。人力三輪車也不會去買一本車票。實際情況就是這樣。沒票是常態，有票才奇怪。
做這個工作，出門是常有的事，出門就會產生車馬費，或者叫車船費，遇到山就要走山路，遇到水就要走水路。像柯南一般在荊楚省內工作，用不著飛機。即便有機會坐飛機，柯南也不選擇，因為飛機一旦出事，將是毀滅性的，很少有人存活，能多活一天算一天。就像《卷席筒》裡小蒼娃唱的詞那樣。
沒有緊要的事，就不需要那麼著急去趕車。
沒有緊要的事，不用坐那麼快的車。
不是主要負責人，不用追求那麼高的效率。
能者多勞，多勞容易過勞死。
劉小姐對金蓮格外開恩，讓春燕很不自在。劉小姐的臉色一變，說：“這次去港島，弟兄們的表現很不好。特別是拿布匹，不夠爺們。都不想拿，拿的很少。特別是有些弟兄，完全不考慮姊妹的感受。”
說完，她的眼光的餘光看了柯南，柯南發現了這個，心裡很著急，想為自己辯解，後來忍住了，覺得完全沒必要。她已經認定事實，已經判定了是柯南沒有拿布匹。這個不必計較。季柯南心想，都是為公家做事，何必呢？只要不犯原則性的錯誤就行。
對於安德烈，她沒說什麼。這個批評，沒有指名道姓，但是傻子也清楚，問題出在誰身上。
沒有上火車的有兩個：齊思娜和尹賢仁。他們沒有拿布匹上車，更沒有拿布匹下車；中間下車的是多哥。因為多哥和齊思娜有氣，根本不拿她的專案的布匹，只拿輕省的零食袋，上車沒拿布匹，中途又下車，也就不存在下車拿布匹，這些布匹是用來做專案的，因為不太清楚到底開了幾個專案點，需要多少布料，這次只是暫時拿一部分。
就是這樣，那麼，跟隨布匹自始至終的，就是柯南、安德烈、會計和春燕，這四個人，陪著跟他們沒有任何關係的布匹千里迢迢地回來，誰有功勞？
春燕不指望，她喜歡動嘴，不喜歡動腿，就是動手，也要發一通脾氣才肯幹，乾的時候，也是專揀輕省的活兒去做，指望她吃虧拿重東西，那是假的，根本不可能。如果遇到危險，肯定腳底抹油——溜了。也極有可能是跑得比兔子還快。
會計更不用說，她是玩筆桿子的，撥打算盤子的，現在，只需要按按計算器的按鍵，不用費大力氣，加上她本身有病，拿不了重物，據說是腰椎間盤突出，一用力，腰就疼，且勞動一次，要累上好幾天，甚至幾個星期。誰敢用她？用壞了怎麼辦？
現在就剩下了兩個弟兄，很明顯，劉小姐在用有色眼鏡看人，看得不真切，就橫加指責起來。在機構裡，如果沒有馮菲菲的教誨，她可能也不會這樣，不調查就亂加評論，因著她的不公平、不公義，她的形象在柯南心中大打折扣，但又不好說什麼。季柯南心裡暗暗叫苦，這劉小姐已經變色，真是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動動腦筋想想，就不會人云亦云，不會跟著馮菲菲走了。如果真的像春燕說的那樣，這布匹是不可能搬上搬下回到江城的。桃李無言下自成蹊。不是弟兄做的怎麼可能？難道春燕真是女漢子不成？她可能在這一輩子不行了，只有等來生，如果有來生的話。
她說了這些話後，看看馮菲菲，顯然，這些話是她們商量好了的，沒有什麼，她們經常一個鼻孔出氣，穿一條褲子，好得沒法說，一致對外，無懈可擊。
開會是例行公事，沒有什麼特別之處，惟一不同的是，安排金蓮去九峰。
自從離開歸州後，就到了宣統縣，在宣統做了一年半的專案後，省總公司的主管發生了變動，升遷的升遷，調走的調走，剩下的，有的是新人，有的不熟悉專案，基金會面臨著巨大的挑戰，需要重建關係，另外，還要加大籌款力度，才能應付新一屆決策班子的需求，儘量滿足他們的需要。
新的總經理的家鄉在九峰縣白鸛村，為了滿足他的需要，馮菲菲立馬變臉，將專案從宣統縣轉移到九峰縣。
首先，派了多哥和尹賢仁到九峰縣救災，也就是說，先入為主的，就是多哥，多哥的關係和馮菲菲沒有辦法說，看來，過年送雞奏了效，起了作用。因此，多哥得到重用。自從在歸州提出意見，一開始沒讓多哥參與到專案中來，讓柯南佔了鰲頭，以後人家歸州縣分公司一直承認柯南而不承認多哥和沈靜，每次開會，多哥就要拿這事說事，弄得馮菲菲印象非常深刻，每次做什麼，都先想到他，要他去做，免得他在背後說個沒完沒了的。
更重要的是，他送的雞，不能白吃，要不然，又如何教別人心靈雞湯呢？
多哥和尹賢仁在九峰救災，和九峰分公司建立了好的關係，這下子多哥沒有意見了，應該走到哪裡，都受他們歡迎才是。
九峰的救災結束，他們又返回了宣統，然後結束宣統的專案，驗收。柯南的水杯也遺忘在宣統縣一個村專案幹事的家裡，很是遺憾，不過，他打電話給專案幹事，說水杯不要了，只當是一種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