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邦同樣提出了：“賈人毋得衣錦、繡、綺、穀、絺、紵、罽，操兵，乘騎馬”的歧視商人的主張。
難道說“重農抑商”就只是單純的瞧不上商品經濟所能帶來的利益嗎？
當然不是。
正如商鞅所說：“農之用力最苦，而贏利少，不如商賈、技巧之人”。
這顯然也是明明白白的知道商品經濟所能帶來的巨大利益的。
但商鞅依舊推行重農抑商的主張。
因為商品經濟的基礎正是自然經濟。
而這一切的本質依然是生產力不夠。
在的“新墨”這篇文章中，蘇澈詳細敘說了這其中關聯，同時重新構架了墨家的政治主張。
這篇文章，當真是重磅炸彈。
墨家學者們所以研究的自然科學，沒有一定的基礎根本看不懂，就算研究了出來，也需要得到重視，才會發揮作用，否則就是無用功！
在其他學派看來，這些墨家已經走入了牛角尖。
但現在，蘇澈重新構建了墨家的政治主張，乃至於新的墨家門規！
原本的墨家。
門規是出了名的嚴厲，對門內弟子的道德要求特別高。
作為墨家弟子，既要有強烈的獻身精神，又必須接受艱苦樸素的生活。
這樣的人有一個就可以稱得上道德楷模了，墨家卻要求所有弟子都得滿足這些要求。
儘管華夏素以節儉為美德，儒家的節儉觀是“儉而不吝”，也就說不該花的錢錢不花，該花的錢就不要省。
墨家則比較極端，“以裘褐為衣，以跂蹻為服，日夜不休”，“凡衣裳之道，冬加溫，夏加涼者，其餘皆去之”。
這已經不是節儉了，完全是一種“苦行僧”的做法。
人的生活需求有物質和精神之分，儒家高度重視藝術對於精神生活的作用，認為藝術不光能夠陶冶情操，還能教化百姓。
墨家則對大多藝術形式比較反感，不承認藝術的社會價值，還認為大家應該一心想著怎麼興利除弊，不應去享受藝術之美，追求藝術會導致“君子不思國事”，“虧奪民之衣食之財”，是“仁者不為也”的事情。
這一點就連道家的莊子都忍不住反對起來。
莊子說：黃帝有《咸池》，堯有《大章》，舜有《大韶》，禹有《大夏》，湯有《大濩》，文王有《辟雍》之樂，武王、周公作《武》。
古之喪禮，貴賤有儀，上下有等，天子棺槨七重，諸侯五重，大夫三重，士再重。
今墨子獨生不歌，死不服，桐棺三寸而無槨，以為法式。以此教人，恐不愛人；以此自行，固不愛己。
末敗墨子道，雖然，歌而非歌，哭而非哭，樂而非樂，是果類乎？
其生也勤，其死也薄，其道大搬；使人憂，使人悲，其行難為也，恐其不可以為聖人之道，反天下之心，天下不堪。
墨子雖獨能任，素天下何。離於天下，其去王也遠矣！
莊子的觀點很簡單，墨子的主張哪怕再好，若不能使天下人甘心情願的接受，也就遠離了王道！
蘇澈的想法也是如此。
哪怕是聖人，都會有世俗的喜好和慾望，更何況是那些世俗中的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