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道理，錢坊既承擔銀行職責，開放有貸款業務，民間的不良貸款和高利貸應該得到遏制，然實際情況要複雜得多。
首先錢坊只對擁有鹹國戶籍的個人放貸，這其中又分兩類，一類是地方常駐人口，第二類是流動富人。前者以平民，尤其是農民恢復基本農業生產為主，籍此穩定社會治安和民情，後者以中小手工業者為主，其他階層貸款多有限制。
其次貸款的稽核週期長短不一，由於農業的特殊性，其中個體農業貸款最快，形勢也不限於資金，可以是農具種子和耕牛等等。其他稽核週期相對長一些，因此遠不如私人借貸隨貸隨拿來的方便。當然，如果有門路可以直接找軒亭侯喬廉直接劃賬，那沒得說。
最後，錢坊熬過了初期的創立階段步入正規後，其國家性和規模性決定了總體具有高額利潤率，但單筆業務的利潤遠不如高利貸，錢坊目前只對外開放半年期、一年期、兩年期、三年前存款業務，限額開放四年期、五年期業務。
以三年期為例，三年期利息百分之四點五，這個利息放在今天算是很高了，然在當下根本不值一提。高利貸的利息高達百分之百，幾個月能回本，甚至幾天回本，不考慮風險，幾乎是一本萬利的買賣。而且對權貴而言，放貸的風險要低得多。
由於錢坊的利息低，更多人願意放高利貸而不是存錢，即便錢坊有強力的信用保證和國庫支撐，但敵不過高利貸豐厚的彙報，尤其是貴族放貸，當下確實沒幾人敢於違貴族約的，若非戰爭和政治因素，風險並不高。
此外，錢坊存款利息以支付金銀通寶與實物商品為主，受老百姓好評，卻不受貴族歡迎，也是有錢人不願大量存錢的原因。
當然，錢坊如果上調存款利息吸納有錢人存款也可以，但結果只能是抬升錢坊貸款利息，如此與放高利貸毫無區別，扶持農業，維持社會穩定的初衷也蕩然無存。
由於高階資本市場的需求與錢坊設立初衷的目的嚴重分化，於是高利貸在經濟發達地區有很大的地下市場。
王眷城中主要有三類類人借貸高利貸，一類沒有鹹國戶籍的外國商賈，為從契押中博取更高的利潤而借貸，第二類是本國富戶豪強參與借貸，第三類是貴族借貸，其利用貴族特權和渠道，基本上是黑白市場都沾。
如果強行以行政打擊非法高利貸，當下技術條件完全不具可操作性，還得得罪權貴集團。那就只有一條，規範起來，同時官府錢坊也開增限制性高利貸業務，既只對符合額定資產的個人開放貸款。以免官府高利貸危害平民階層，引發社會性動盪。
而今鹹國物產富饒，產品豐富，工業日見規模，銀行體系基本健全，海運、水運、陸路運輸高度發達，基礎設施完備，基本具備開設期貨、國債與新增印花稅的基礎，儘早規範地下契押交易，有利於構建頂層經濟，帶來更多流動資金。
同時利用當下世人對期貨特性缺乏瞭解的致命弊端，從中謀取暴利，回哺鹹國工業，刺激產業擴容，將金錢變成教育、工業、科研資產，謀求國力的迅速崛起，不失為當下絕佳的良機。當然，這等謀劃是不能當著眾人的面喧之於口的。
長篇累牘一番追述，包括鹹王在內的多數人如聽天書，基本不知所云何物，鹹王不禁問：
“印花稅既是稅，想來必有利可圖，然期貨、公廨、孕息又有何利可圖，寡人如今並不缺錢，錢坊有的是錢，一邊放貸，為何還要一邊以官府之名開增公廨，如此豈不令世人笑話。”
“大王問的極是，官府放貸可行，官府向世人借公債確實聞所未聞，但大國可想過，日後倘若因戰因災，國庫、錢坊均告急，錢又從何來，靠認捐，能認捐一次，難道還能十次八次的都認捐，如此與勒索已經無異。”
鹹王聽著生氣，想當年黑巾叛亂和南征期間，國庫其實是破產的，若非靠權貴認捐和百里燕貢獻的珍珠打了一針雞血，鹹國早完了，這一輪認捐持續了五六年，直到永興城鐵產大增，珍珠大量上市，一舉扭轉虧空。照百里燕說法，這五六年都是勒索。
生氣歸生氣，百里燕所言卻是不錯，鹹國最近十二年的高速發展，正是國庫得益於錢坊的運作，錢坊積攢的鉅額存款充分投入經濟運作，帶來的效應短時內平復了戰爭帶來的經濟創傷，消化了四個郡的新地，全國面貌位置煥然一新。
但萬一哪一天天災人禍不斷，錢坊、國庫都沒錢了，靠認捐，壓得住還說的過去，壓不住就玩完。
黑巾叛亂畢竟情況特殊，一群窮棒子要革所有權貴的命，權貴逼急再大的內部矛盾，也沒自己人頭重要，鹹王勒索起來還是比較順利的。但今後未必再有這等好的良機，到那時確實得有個另覓錢財的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