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禎二十二年的年底，朝廷國庫收入已經多達八千多萬兩了。
和以往相比，主要稅收增長來自以下兩個方面：
一，是以張溥為代表的核實官紳優免和催繳賦稅的差事，已經擴充套件到全國範圍，清理出來的田賦和欠賦以及勞役折算出來的稅收，比開始之前整整增加了十倍有餘。由此可見，這些官紳趴在朝廷身上吸血之多。
俗話說，斷人錢財，猶如殺人父母。這一點，只要成年人，基本上都是知道的。
當初張溥等人奉旨辦這個差事的時候，都不惜自殘想要推掉這個差事。由此可知這核實官紳優免和催繳賦稅的困難。
哪怕張溥原本是復社領袖，是那些官紳的代表，可一旦他做了這個差事，立刻就被那些官紳打壓，甚至到了後來，更有不惜肉體消滅的舉動，要汙衊張溥激起民變，就算當時不打死也肯定會罷官去職。
類似的事情有一個很好的例子，就是向崇禎皇帝提議拆撤驛站減輕朝廷財政壓力的劉懋。
當時他上奏說：“當今天下州縣困於驛站的約十之七八，而驛站用於公務的僅十分之二，用於私事的佔十分之八。”
而且當時劉懋的策略並不是把所有的驛站都拆撤，且嚴格驛站的使用，砍斷伸向驛站的手，結果引起了很大的反彈。
劉懋這麼一做，原本官紳甚至其家屬出門，都在驛站免費吃住行，沒有了；原本那些地方里正之類藉助驛站差事奴役各地百姓，撈取好處沒有了；還有地方官府常借驛站之名漂沒撈好處沒有了；諸如此類，不知道多少寄生蟲的利益都受到了損害，唯獨朝廷和普通百姓能得好處。
於是，官吏群起而攻之，當時的崇禎皇帝又不是來自後世，也沒有竊聽系統之類的金手指，導致劉懋落了個淒涼下場。甚至在他死後，還要揹負一個名聲，就說明亡，亡於他的拆撤驛站。
張溥這個核實官紳優免和催繳賦稅，可以說比劉懋所做之事還要損害整個官場的利益，他就是再有能耐，在眾多官僚三人成虎之下，很可能會落得比劉懋還要淒涼的下場。
然而，崇禎皇帝已不是原來的崇禎皇帝，不但來自後世，還有竊聽系統在，以強硬手段應對官紳的反撲，不但判下有江南文壇領袖之稱的錢謙益為謀逆而滿門抄斬，另外還降職問罪一百多個地方主官，以此支援並推動張溥能繼續執行他的差事。
也虧了崇禎皇帝百戰百勝，開疆拓土，威望一日高過一日，給了張溥他們以最大的支援，從而在全國完成了核查官紳優免和催繳賦稅之策。
花了這麼大力氣推行下去，得到的回報自然也是非常高的。不但朝廷對於全國的田產什麼的，做到了準確無誤，且該收的田賦勞役所得銀子，再也沒有拖欠，一下就給了朝廷財政以極大的支援。
第二個朝廷國庫收入的大頭，就是打仗了。
這幾年來的戰事，大部分都是以極小的代價獲得了開疆拓土的成功。繳獲之類的都不說了，在開疆拓土成功之後極大的商貿需求，就不知道讓朝廷收了多少商稅。貢獻商稅最多的線路是江南到南洋以及安南和洞吾這些。
可以預見，在未來的時間，隨著遼東、河套平原的人口充實，也會帶動北方的商貿。
當然，大明如今國泰民安，再無流賊之亂，也是極大地促進了國內各省之間的商貿。
此時，崇禎皇帝核實了國庫收入之後，便召集內閣和六部，商議加大各地交通投入，不再侷限於地方在農閒時用勞役方式來湊足施工人手。而是給予報酬，每日酬勞的方式來吸引人手。另外，還要給予最先完成規劃道路建設的民工、地方官吏以獎勵。民工的獎勵方式，當然是錢了；而地方官吏則體現在考核上面。
對此，薛國觀等人能理解皇上急於把掌控天下的交通早日修好的急切，但他們不明白，為什麼要付出這麼多錢給百姓。
“朕的目標，是要把錢花光，而不是留在國庫生鏽！”崇禎皇帝給他們耐心地解釋道，“錢只有流通起來，那才是錢。朕花出了錢，百姓積極，道路修築就快；而百姓有錢，就有底氣去購買想要的東西，如此一來，又能刺激各地生產出更多的東西，朝廷就又能收到更多的賦稅。唯有如此，才能有良性的迴圈，朝廷源源不斷地來錢，而百姓也能源源不斷地有錢。”
聽到這話，不少文官都是似懂非懂，最終由薛國觀問道：“陛下，天下財富皆有定數，何能源源不斷地來錢？朝廷有錢，則百姓錢少也！”
言外之意，就是朝廷的錢都是收賦稅收上來的，朝廷錢多了，百姓不就是錢少了麼？
這種觀點，司馬光用來譏諷王安石效仿桑弘羊說漢武帝。哪怕到了明朝時期，這種觀點在士大夫中也很流行。
如今大明國庫的富有，不就是張溥之流從百姓（其實是指官紳）身上摳過來，從商賈身上收來的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