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唐前期鄭國渠的灌溉量尚不及秦漢時代的四分之一，二是不斷增長的人口使有限的可耕地失去負荷的能力，即所謂“地狹人稠，耕植不博”。
這個時候的長安，已經發展的十分繁華了，大量的人口聚居在長安城內和效外，多達一百五十萬人，超出了整個大唐十分之一的人口。
關中又是人口最集中的北方腹地，雖然當時關中地區號稱沃野，但“所出不足以給京師”。
三是關中地區多王侯權貴，他們在灌溉渠道旁競造碾石豈，耗費水量，影響了水利灌溉的效能。鄭白渠的灌溉面積，已經從四萬餘頃下降到一萬餘頃。
第一個途徑行不通，只好轉而依靠第二個途徑來解決關中糧食危機，但亦非易事。
從關東漕運糧食至長安，不僅路途遙遠，而且三門峽一段黃河河道狹窄，水勢湍急，水下又多暗礁，行船極為困難。
漕運付出的代價很大，運輸量卻十分有限。
為了儘可能地克服三門天險，隋唐政府都曾進行過改進計劃，但效果並不理想。
天皇四年，隋文帝採取“自小平陸運至陝”，然後“還從河水，入於渭川”，再達於京師的辦法漕運糧食。
這樣雖然繞過了三門天險，但陸運花費很大，而且小平至陝州的陸路必需經過險峻的崤、函山谷，風險也很大。
開皇十五年六月，文帝被迫恢復水運，“詔鑿底柱”，但仍未能增加漕運量。
如果有一條水泥路，可以快速的將糧食，從洛陽運往長安，李世民做夢都會笑醒。
不過長遠來說，還是走水運，過三門峽之後，走渭水入長安，才是最划算的辦法。
最近幾年，長安的糧食價格持續走高，就是因為人口增速過快，從南方槽運過來的糧食，運到長安之後能不貴嗎？用鬥錢運鬥米，雖然有些誇張，但也不無道理。
而釀酒消耗的主要就是糧食，所以成本也在逐年的增加。
在遼東金州釀酒，這些就都不是問題了，遼東有大量的土地，可以種植糧食。
李中華又突然想到了一件事情，對於解決漕運困難的事情，大有幫助。
據史料記載，直到唐玄宗開元二十二年，也就是九十多年後，裴耀卿採取分段轉輸法漕運糧食，這種狀況才有所好轉。
裴耀卿在黃河、運河和渭水交匯處及三門峽東西置倉，漕糧先輸入東倉，再開山路八十里，陸運到西倉，最後漕運到關中。
這樣，即縮短了舟行日期，又提高了運輸效率。史載，連續三年，“漕七百萬石，省陸運佣錢三十萬緡”。三年即省錢三十萬緡，漕運費用之高可以想見。“用鬥錢運鬥米”之言不虛也。
之前糧食的問題並不突出，李中華也就沒有關心這些事情，但現在可不一樣了，一旦出現了災荒的年景，別說用糧食來釀酒了，恐怕長安城內的人，都要餓死不少。
雖然因為李中華的出現，很多人的手中都不缺錢用了，可是一旦遇到災年，南方的糧食，無法及時的透過漕運，調運到長安，問題可就非常的大了。
每年初春，就會有大批的江南稻米，用漕運的方式運到長安。渭水流淺沙深，黃河砥柱險阻，漕河水量不足，都會影響到漕糧的轉運。
所以漕運糧食其實是最不穩定的，路上的損耗也是非常巨大，一路歷經波折險阻，能夠順利運送到長安的漕糧，用十不足一來形容，也是毫不為過。
尤其是過三門峽時，有一段河道水流湍急，彎道眾多，又有許多暗焦，稍有不慎，就是船毀人亡的結居，整船的糧食沉沒於江中，毀於一旦。
所以後來不得不在三門峽靠船上岸，改用陸路運輸的方式，繞過三門峽河段，重新裝船，往長安運送。
這樣一來，不僅耗費了時間，也大大的增加了漕運的成本，長安的米價焉能不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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