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也是為什麼非要等到李景隆的遠征軍回國，姜星火才打算正式動身。
第四點，則是“優免”問題。
在明初，這個詞主要是指的對民間高齡老人及守寡節婦等特殊群體的體恤照顧，老朱在洪武元年下旨“民年七十以上者，許一子待養，免雜泛差役”；洪武二年下旨“凡民間年八十之上，止有一子，若繫有田產，應當差役者，許令僱人代替出官；無田產者，許存侍丁，與免雜役”；洪武三年下旨“凡民間寡婦，三十以前夫亡守志，至五十以後不改節者，旌表門間，除免本家差役”。
這些對特殊群體的體恤照顧，充分體現了老朱的人性化，問題不出在特殊群體上，而是出在官員上，優免政策裡還有“官員亡故者，免其家服役三年；隨朝官員，除本戶合納稅糧外，其餘一應雜泛差役盡免”，其實老朱規定的已經很死了，對官員的優免是極有限度的，僅限於本戶應出的雜泛差役，並未竭免其正項錢糧老朱在世的時候，甚至對於公侯勳貴之家，也不容許其縱容家內佃戶、僕役等不服份內的差役。
那麼這樣看起來，不就是差役的問題嗎？現在攤役入畝，應該不存在優免政策出問題了啊！
可實際上，優免制度隨著歲月的流逝、綱紀的鬆弛，已經開始變味了，不僅在徭役上官員享有這些優待，在賦稅上也有，很多回籍居鄉的官員自封為縉紳，不交賦稅，不應徭役，已經成為了社會風氣，甚至士子一旦取得功名，也儼然以新貴自居，要享受到實際上的特惠優免。
這就導致了縉紳和士子，他們分頭蠶食著大明的錢糧，儘可能攫取和擴大優免特權，而推卸應該履行的繳納錢糧的義務。
優免問題，也就是縉紳和士子少交稅乃至不交稅的問題，現在透過稅卒衛的下鄉調查，已經充分地暴漏了出來，姜星火必須要防患於未然。
實際上，如果優免問題不管的話，姜星火沒有插手這個世界的歷史線的話，那麼都不需要到二百年後的明末，只需要一百年後的明朝中葉，整個江南的賦稅就因為優免基本爛一半了。
由於江南科名鼎盛，入仕和休致的官員眾多，這種優免特權甚至從見不得光成為了光明正大的官方制度，一方面，松江府一度明文規定“一品免田萬畝，二品以下漸少，至郎署免田三千畝”；海鹽縣也有明文規定“進士免田三千畝，舉人一千五百畝，秀才以下再遞減，監生免田六十畝，生員免田四十畝，異途出仕免田三十畝”。另一方面，諸如蘇州、杭州、嘉定、湖州等，竟然將官戶與民戶分別繪製裡圖，即將一縣的田地分編，列入官戶圖（在任及致仕官員）的，即可不應差謠，不納錢糧，除此以外，官紳們不但擺脫了本戶應繳納的賦稅，還憑藉著優免特權廣納依附投靠者，由此吸收了大量的土地和人口。
聽完了姜星火的想法，看了看遞上來的厚厚一摞文書，李景隆不禁感覺有些頭皮發麻。
是的，還沒開始幹，李景隆就有點知難而退了。
這事在李景隆看來，壓根就不是人乾的。
這要得罪的人，可不是一個兩個，而是數以萬計的讀書人和士紳、官員！
不使用雷霆手段，不動用嚴刑峻法，根本不可能將這些基層油滑的胥吏、差役、稅官、里長、糧長等等各色人等給震懾住，從而解決“經催”的問題。
同時，對於士紳豪強的“投靠”和非法佔田，這兩種多佔田少繳稅的方式，不上刀把子，同樣也不可能讓他們把吃到嘴裡的肥肉，乖乖地吐出來。
而“優免”問題，更是必然要開罪於絕大多數在任江南籍官員和已退休回籍的縉紳。
想想看，在任官員、致仕縉紳、士紳豪強、胥吏差役、里長糧長.要一口氣得罪這麼多人，而且這些人都是正經的有權有勢，要削減甚至廢除他們已長期攫取到手的特權，勢必引起頑強的抗拒和反噬。
“怕了？”
李景隆咬咬牙：“怕個屁！”
這時候李景隆才想起來，現在已經不是洪武朝了，也不是建文朝了，自己不需要縮著腦袋，有姜星火頂在前面，自己只需要負責動刀子就行了。
什麼和光同塵？現在只有光沒有塵！老子眼裡容不得塵！
“這就對了。”
姜星火大笑道：“曹國公破家以利國，隕首以求濟，豈是士林輿論區區浮議就能動搖的？國朝有法度，敢中傷勇於任事的臣子，中樞必不姑息，所以且放開手腳去幹吧！”
李景隆“哼”地出了口氣，再沒了猶豫，只是問道：“現在怎麼辦？”
“讓遠征軍計程車卒們休整七日，七日之後出發，從松江府開始，保障按順序清丈各府田畝，上次攤役入畝沒查清楚的事情，這次要一併做到，然後按照接下來下發的四點癥結，一個府一個府地清查過去。”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