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在新聞上看到王元鵝死了，還有很多人說他可能是他殺，我才回過味來，王乾山當時和我說的可能是什麼意思……」
「也是在這個時候，我意識到，王乾山這個人，可能……已經變成了一條徹頭徹尾的瘋狗。如果說他殺害父母，只是一時衝動，但他如果殺害自己的親弟弟，則完全是一場精心策劃的謀殺。」
「這個人，很可能已經失控……如果不把他關進監獄，不知道他還會幹出什麼殺人放火的事。所以，我有意將話題往他身上扯……」
張秀文既然選擇坦白自己的犯罪行為，也就再無作偽供或隱瞞的必要，甚至將一些在她看來「不可外揚」的家務事也一股腦兒全交代了。管它有用沒用，先交代再說。
「我公公婆婆生前立下一份遺囑，把他們名下的房產門面分成三份，他們兩兄弟和我，一人一份……公婆一直說要提前退休，還說要趁著能吃能喝能走的時候，到處去看看……都沒人把他們的話當真，更沒想到他們會那麼早就立下遺囑。」
「這份遺囑一直放在老宅保險櫃裡。我在修繕老宅的時候……出於好奇，嘗試用二老的生日作為密碼套開保險櫃，都沒有成功，最後……試著用王乾山的生日，卻成功了。」
「我看完之後……又把遺囑放了回去，再也沒動過。之後，我和王元鵝雖然在經濟上產生矛盾，但這份遺囑我從來沒提過。」
「我就是想把兩個孩子扶養大，對他家的房子和門面沒有半點想法。所以……想暫時收取部分門面租金，直到孩子長大成人。門面的所有權，我不會提出任何要求。」
「王元鵝對我本來就有誤會，我要是以這份遺囑為依據來提收取門面租金的事，只會越描越黑，讓他認為我想瓜分財產。搞不好，還得對簿公堂。這種事，要是搞到那個地步……太丟人了。」
「王元鵝應該一直都不知道遺囑的事。那天晚上，就是6月24日夜裡，他居然說我……和王乾山離婚就是想發財，就是想從他家分房產和門面……我要被氣死了，就和他說，我要是想打你家房產門面的主意，早就拿遺囑出來和你打官司了。」
「他……很吃驚的樣子，還說我為了錢，居然連遺囑都造出來了。我知道，和他已經沒法正常溝通，就要他回老宅開啟保險櫃，看看裡頭的遺囑到底是真是假。保險櫃的密碼也告訴他了。」
馬弘文仔細思考片刻，在張秀文的供詞中並沒有挑出什麼毛病，就問了她一些瑣碎問題，接著又就仿製***的犯罪行為向其發問。
「柏林國際」小區監控影片裡出現的紅裙女人如果就是李倩，結合她進出小區都騎著電瓶車，以及6月28日早上王乾山在「君兮」酒吧外出現來看，王乾山和李倩極可能就生活在堰城。
無論是推進調查工作需要，還是出於搜尋王乾山的目的，對王元鵝的手機通話人進行調查都是必然之舉。
既然有了明確的目標嫌疑人和搜尋範圍，再結合王元鵝的手機通話記錄，對王乾山和李倩的搜尋工作雖然仍舊如同大海撈針，倒也勝過之前如同無頭蒼蠅般到處亂撞。
王元鵝的手機通訊錄中，並沒有備註為王乾山或李倩這兩個姓名，或與之存在關聯的相關稱呼的聯絡人。
在通話記錄中，對所有未註明姓名的電話號碼進行身份資訊查詢後，也沒有發現當中有王乾山或李倩的姓名。
那個時候，手機號碼實名制不但遠遠沒有普及，辦一個手機號甚至可以不用繫結身份證號碼。
所以，在王元鵝的通話人當中，出現了幾個未繫結任何身份資訊的「黑號」。
同時，考慮到機主本人有可能使用別人名下的手機號，再結合之前已完成的對王元鵝親朋好友的摸排工
作，在能確定部分通話人身份資訊的基礎上，辦案人員乾脆對其他所有的通話人，包括其中的「黑號」機主進行傳訊。
經核查，這些人當中也沒有王乾山或李倩。
這一過程中，有一名「黑號」機主引起過警方關注。
透過電話問詢，警方得知這人叫趙長康，男性，25歲。
趙長康在接到警方的電話傳訊後顯得頗為緊張，在電話裡頭弱弱地說：「我昨天才被兩個刑警截在飯店問話，今天……又被要求到公安.局接受問話，警察同志，我……我沒犯什麼事啊。」
和他通話的辦案人員問：「昨天找你問話的警務人員姓甚名甚，你沒犯事這麼緊張幹什麼。」
趙長康說：「一個姓劉，一個姓段。你們……這樣天天找我問話，我以為……你們是不是哪裡搞錯了，會不會冤枉我，所以緊張呀。」
辦案人員哭笑不得，只得將電話交給段明。
段明聽說這人的姓名，覺得有些耳熟，一時間卻想不起來到底是誰。接過電話，交談幾句後，才記起這人居然就是他之前在監控影片中發現的，緊隨紅衣女人的電瓶車後，在「柏林國際」小區大門突然停車的車主。
趙長康並非「柏林小區」業主，在案發前出入過小區，但符合這些特徵的人沒有一百也有八十，況且當時段明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紅裙女子」身上，所以並未對他有過多問話或絲毫懷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