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對親家勾結在一起，原本是各自一個大膽，現在合起來足抵常人七八個膽子。
他們決定直接對皇帝“入手”。
具體策略是，待到朱泚一萬貫買馬錢到位後，先用這筆錢去買更便宜更多的胡馬，而後高嶽就負責給皇帝上表章。
表章的核心內容是：於隴州、鳳翔、涇州復興朝廷的馬坊，來系飼每年回紇送來的，耗費皇帝大量絹布可在禁苑內園裡又養不好的那六千匹戰馬，當然馬坊的掌控權要落在高、韋二人手中。
這樣既可減輕禁苑內園的無謂消耗，又可讓邊軍獲取大量的良馬。
這其實不是缺馬不缺馬的問題，而是如何把買來的胡馬轉化為真正戰鬥力，而不是把它們活活養死養廢的思維問題。
計較已定，高嶽便告辭了韋皋的家宅，向百里新城而去，開始籌備此事。
同時到了秋季，各地兩稅裡的“上供部分”源源不斷地送抵京城。皇帝李適欣喜地發覺，合併課戶、不課戶，及土著和客戶後，給各道、各方鎮統一制定納稅標準，百姓民眾的負擔輕了，朝廷的收入卻顯著增加了：現在朝廷掌握的兩稅錢戶有三百餘萬，該年所得錢物總額為三千餘萬貫，其中按照“三分原則”，留節度和留州的有兩千餘萬貫，送給京師的有九百五十萬貫，如加上另外所徵來的青苗錢，中央國庫所得為一千零八十九萬貫；而該年所得的斛鬥米，總數為一千六百餘萬石，其中二百萬石送到京師，一千四百萬石留存各地。
為什麼在錢財方面，中央所得和地方所得比例為1比2，而斛鬥米方面卻有1比7呢？
除去各地方鎮對上繳斛鬥米態度不積極外（錢財是身外之物，米糧才是性命根本），更多還是中央考慮到各地隨時會出現的水旱災害，和轉運的高額耗費，便把大部分斛鬥米留在地方倉庫以備賑濟救災所需了。
當然這一千零八十九萬貫錢（布帛也折算進去了），還不包括鹽利，而是單單的兩稅錢而已。大曆末年，全天下的總財政收入大約是一千二百萬貫，其中鹽利佔據一半，那麼朝廷在賦稅上的所得也就是六百萬貫，故而這兩稅法一實施，賦稅這項急速增長了八成多。
另外，大曆年間的賦稅所得，是透過殘酷的賦斂實現的，現在兩稅法下民眾的負擔相對減輕不少，中央所得卻增加很大（其實是中央將原本地方的利益給奪來），兩稅戶平均一戶承擔的稅錢也就十貫多一點兒，而之前按照獨孤及的統計，他在舒州為刺史時，課稅戶裡哪怕是最低等的，一年也要負擔四五十貫錢。
李適非常欣喜，很快白麻宣下，將楊炎進位為中書侍郎。
就在楊炎興奮非常，準備找機會制桂管的劉晏於死地時，皇帝的另外道白麻也宣下——盧杞，接過了門下侍郎、平章事的位子。
接著在紫宸殿內，李適直接問二位宰相，尚缺位御史大夫、平章事，兩位可推舉合適的人選。
並且李適還說，為了公正，二位冢宰各自推舉二位候選人。
楊炎這時候才發覺，自己實在不適合舉賢：他信得過的很難推選出去，能推選出去的他卻信不過。
盧杞那派的他不能推舉，劉晏那派的他不能推舉，崔寧那派的他也不能......
哪怕是顏真卿這樣的耿直人，楊炎也不能推舉。
究其原因，他得罪的人太多了！
可舉賢，卻是宰相的基本職責，哪怕是做樣子，也得做到位。
此刻楊炎心中有些後悔，這是他和元載間有差距的地方——元載為相時，雖然專權跋扈，但也始終在培養接班人，作為儲備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