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唐戲事，略如上述。應該說，在這一漫長的歷史時期中，戲劇的資訊確已大量出現；然而又毋庸諱言，直至唐代，還沒有迎來真正的戲劇的時代
。
唐代，是詩的時代。因此，也是音樂、舞蹈、書法的時代。這些藝術洋溢著詩的神韻，是詩化的藝術。
說起唐代詩歌，人們總會記起那些不可思議的數字：有詩篇傳世的詩歌作者兩千餘人，流傳至今的詩歌至少四萬八千餘首！難道真是詩歌女神特別垂青於唐代？難道唐代發動過寫作詩歌的群眾運動？否。這是一個社會、一個民族在特定的歷史條件下內在詩情的自然流露。如江河出谷，如火山爆發，滾滾滔滔，烈烈揚揚，無可阻擋。
在華夏這麼一塊廣闊無垠的地域中實現封建大統一，需要一種巨大的歷史力量，同時又會迸發出更為巨大的歷史力量。秦皇漢武宏圖初展，至唐，則臻於極致。如果說，在漢代，中華民族已經在廣度上充分地領略並抒寫了客觀世界的美，那麼，由漢至唐，人們又在深度上極大地開拓了美的領地。因此，唐代是中華民族又一個空前規模地把握美的時代。有著多方面豐厚的融匯，有著看不完、聽不盡的萬千美色，有著任意馳騁的遼闊空間，詩情，怎能不噴湧而出呢？青春煥發，豪情滿懷，精力充沛，意氣飛揚，正是盛唐風致。盛唐的詩情中，也伴和著哀怨、悲傷、孤獨、惆悵，但這一切又都染上了輕快、積極的總體色調，總被高蹈、美麗的生命力所裹卷。
如果借用黑格爾的概念，漢代，以洋洋灑灑的漢賦和博大精深的史學記述為代表，所達到的是一種史詩式的自覺
；唐代，則達到了抒情詩式的自覺
，處處閃耀著獨立的個體自由。漢代當然也有對個體自由的抒發，但那還是歸附於對客觀世界的整體描述和對偉大功業的回顧和讚頌；唐代當然也謳歌赫赫功業，但大多已積澱在藝術家的個體情感的自然抒發中。
“戲劇應該是史詩的原則和抒情詩的原則經過調解（互相轉化）的統一。”奔騰向前、一無阻攔式的情感抒發，對戲劇不很相宜，“戲劇的動作並不限於某一既定目的不經干擾就達到的簡單的實現，而是要涉及情境，情慾和人物性格的衝突，因而導致動作和反動作，而這些動作和反動作又必然導致鬥爭和分裂的調解。”從這個意義上說，抒情詩的繁榮和戲劇的繁榮，總是不能並存於世的。在古希臘，最著名的抒情詩人薩福合乎邏輯地活躍於悲、喜劇興盛之前。
印度近代詩人泰戈爾的一段有趣自述，從個人的角度說明了這個道理：
短詩不斷地不招自來，這樣就妨礙我把劇本寫下去。若不因為這緣故，我大可以把叩我心門的一些思想，放進兩三個劇本里去。我恐怕必須等到寒冷的冬天，除了《齊德拉》以外，我的所有的劇本都是在冬天裡寫成的。在那個季節，抒情的意味容易變冷，人就有工夫去寫劇本。
請看，只有在抒情的意味變冷之後才能寫劇本，這說得多麼形象，又多麼深刻！如果說，泰戈爾說的只是他個人，那麼，這個原則在更大的歷史範圍內也是適合的，因為偉大人物的個人感受常常是歷史規律的凝結。對文化史來說也大體如此：抒情氣氛適當冷卻之後才能大規模地湧現戲劇。
詩情勃鬱的唐代，戲劇在總體上還“非其時也”。
以後的事情，如所周知：當詩歌從“才氣發揚”的“唐體”，一轉為“思慮深沉”的“宋調”，戲劇的成長才有了更確實的時機；而中國戲劇的真正繁榮，則發生於一個詩意不多、詩歌創作很不成樣子的時代。
戲劇美髮展的這種階段性，再明顯不過地體現在唐玄宗（唐明皇）這個特殊人物的身上。在唐代，他是當時初步戲劇形態的享受者和倡導者；而在元、明、清三代，他則是戲劇家們熱衷表現的著名角色。唐玄宗所欣賞著的唐代戲劇形態與他成為角色的後期戲劇形態，有著顯而易見的重大差別。對此略作分析，不為無益。
唐玄宗生活在兩重戲劇氣氛
中。一重是他所出入玩好的宜春院裡的戲曲，一重是他置身其間的極富戲劇性的政治風波和愛情故事。實在地說，後者比前者更有戲劇性，但在唐代，除了政治原因外，人們還沒有藝術能力對後者進行純粹的戲劇方式的把握。唐玄宗所玩好的唐代戲劇形態，有很大一部分是詩化的表演形式，以歌、舞為重要內容。《舊唐書》說他“於聽政之暇，教太常樂工子弟三百人，為絲竹之戲”，他竟然在“音響齊發”的情況下，能辨別出一聲之誤，指出來糾正。崔令欽的《教坊記》載，他還親自指導《聖壽樂》歌舞的排演，宜春院的女演員一天後便能上場，只是其中的彈撥樂器還不熟練，他還特意作了安排，提了要求。看來，唐玄宗是一個相當高明的音樂、歌舞鑑賞家。他把演員黃幡綽引為摯友，可見也很嗜好參軍戲、歌舞小戲；但總的說來，卻不會脫離玩娛嬉樂的路子，不會脫離音樂、歌舞的根基。當然，這一切對唐玄宗來說，只是為了滿足自己窮奢極欲的享樂生活，然而就中也可窺見中國傳統藝術從先秦、漢、魏晉六朝而至於隋、唐的發展和積累成果。中國美學家宗白華曾經指出：“虛空中傳出動盪，神明裡透出幽深，超以象外，得其環中，是中國藝術的一切造境。”這種特點體現在藝術門類的側重上，他認為，“‘舞’是中國一切藝術境界的典型”，對許多古代藝術家來說，“天地是舞，是詩（詩者天地之心），是音樂（大樂與天地同和）”。這種藝術側重，在唐代尤其明顯。唐玄宗自己真實的政治、愛情生活中所包含的強烈戲劇性，在唐代，是白居易用詩的形式來表現的。唐代只能用詩來表現最複雜的情感、最富有深意的事件。這不是無可奈何，而是得心應手，獨擅其長。《長恨歌》的抒寫方式，充分地體現了唐代人民的審美習慣。這也是這首敘事詩能在當時風靡四處並能流諸後代的原因。唐代的戲劇，發展在自己嚴格的限度上，它還不能承擔起自己時代發生的太重大的戲劇性題材。要讓戲劇與這樣的戲劇性題材會合，還有待時日。果然，待到戲劇真正成熟的時代，唐玄宗、楊貴妃的題材就成了戲劇史上不時可見的熟客。你看：
元代
關漢卿：《唐明皇啟瘞哭香囊》；
白樸：《唐明皇秋夜梧桐雨》；
《唐明皇遊月宮》；
庾天錫：《楊太真霓裳怨》；
《楊太真浴罷華清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