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當世戰亂之下，要撥亂反正，只能採用刑法之治。
曹操主張執法如山，強調法不阿貴。
他說，法令“設而不犯，犯而必誅”，要求嚴格法令規章，賞罰分明，不官無功之臣，不賞不戰之士。
曹操重視執法者的人選和執法者以身作則的作用，認為這是貫徹法令、實行法治的保證。
為此，他起用王修、司馬芝、楊沛、呂虔、滿寵、賈逵等地方官吏，抑制不法豪強，收到了一定的成效。
處於亂世之中的曹操既強調刑法，也沒有忘記禮教之用，他始終尚禮重法，兩手俱用，並在禮法並舉、兩手俱用中表現出了特有的譎詐之能。
在人事管理上，曹操主張唯才是舉，這是曹操政治思想獨具特色的地方。
在漢末選官偏重門第、不問才德的情況下，他主張突破門閥界限，實行唯才是舉。
他認為——天地間，人為貴，要建功立業，只有靠人的智慧和才能，“任天下之智力，以道御之，無所不可”。
他重視人的才能，鄙視德行禮教，認為遵守封建禮教的人不一定有開創事業的能力，有開創事業能力的人未必肯遵守禮教，所謂“有行之士未必能進取，進取之士未必能有行也”。
故而力主起用那些果敢英勇臨陣力戰之士，出身地位低微但有高才異質的人和“負汙辱之名，見笑之行，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國用兵之術”的人才。
並且明令要求下屬“各舉所知，勿有所遺”，不拘一格選官用人。
曹操用崔琰、毛玠掌管選舉，他們任用“清正之士”，“務以儉率人”，使得天下士人“莫不以廉節自勵”，即使是權貴寵臣，“輿服不敢過度”。
以上變化，一定程度上能反映出社會風氣的轉變。
曹操的政治思想符合時代的需求，在統一、平定北方的事業中發揮了巨大的作用。
他主張的法治和唯才是舉是對於漢代德化、孝治四百年傳統的對抗和否定，在政治思想界引發討論，對於後世人事管理思想的影響頗為深遠。
曹操鑽研兵法，有高深的軍事理論，曾熟讀孫武、吳起等前代軍事家的著作，自著兵書十餘萬言即《孟德新書》）。
“諸將征伐，皆以新書從事”；又集錄諸家兵法，寫成《兵書接要》一書，結合自己的戰爭經驗加以論述。
他撰寫的《孫子略解》，開創整理註釋《孫子兵法》十三篇的先河。
其著述大都亡佚，從其《孫子注》和存世的軍事文書以及《三國志》等史書中，可窺見其軍事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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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操認識到——軍事鬥爭離不開政治形勢的配合，要有足夠的武裝力量，才能拯救社會。
不能像春秋時吳國夫差那樣只憑武力，不注重政治；
也不可似周朝諸侯徐偃王那樣，以仁義代替用兵。
他強調“兵以義動”，“示天下形勢，以順誅逆”。
為贏得戰爭中的政治主動權，他挾天子以令諸侯；
為爭取人心，佔領河北後免難民租賦，又釋出抑豪強兼併令，以使“百姓親附，甲兵強盛”。
謀士郭嘉頌揚他“奉順以率天下，此義勝”。
曹操認為經濟的好壞，關係著戰爭的成敗。
軍隊無輜重、糧食、委積，“亡之道也”，因而吸取“秦人以急農兼天下，孝武以屯田定西域”的經驗，大興屯田，達到了足食強兵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