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伸出手，試圖向指導員討一個小小的擁抱。他的後背不自然地僵直了一瞬，卻依舊盡力地放鬆身體，溫柔地窩進我的懷裡。
我聽到他說：“對不起。”
茫然如潮水般翻湧，鋪天蓋地地灌滿我腦袋裡的每一個角落。
我不知道自己該做什麼。
從譚笑跳樓的隔天開始，我就徹底淪為了這所學校的“學生”。我的書桌上開始出現印著我名字的課本和作業本，教室裡不斷路過和我打招呼的同學，樓下大廳的簽名錶印上了我的名字，就好像我本來就屬於這個地方。
彷彿之前所有的異常都是我的錯覺，那些孤立就如同黃粱一夢。枯燥且乏味的“日常”才是這所學校本來的樣子，沒有人記得譚笑，沒有人記得教學樓下的花壇裡曾死過一個瘦削的女孩，沒人記得她的腦袋被磕出了一個大洞，也沒人記得漫過地面的汙血。
譚笑的學號牢牢地綴在我的名字後面，就好像我已經成為了她的替代品。
所有的一切都像一場荒誕的夢。
然後這場夢在72個小時後，終結於一支灌入我手腕的針。
指導員曾說過，這所學校的學生基本都屬於“種子培育計劃”。他們是科學院買來的小白鼠，享受著每年五萬元的補助金和“絕對不能違背的”的規定。
他們會在每個星期五的傍晚，排著隊離開教室，整齊地走進校醫院的大門，而後被注射一種試劑。他們會待在自己的房間裡度過整個週末，不斷地高燒並産生無數的幻覺和無法抑制的疼痛。他們沒有拒絕的權利，因為實驗品不需要聲音。
而現在，我也成為了那些小白鼠中的一員。
在大約十幾個小時之前，我跟著班裡的同學們一起走進了校醫院的大門。這不是我第一次來到這個地方，無論是最初捅傷董天天後的自殘，還是後來校園暴力中的重傷，都足夠我躺在校醫院二樓的診療室度過不怎麼美好的幾個小時。
然而這卻是我第一次踩上通往三樓的臺階。
這是個奇怪的地方。
與暢通無阻的一二層截然相反，校醫院在週五以外禁止通行的三樓裝滿了結實的鐵閘門。牢固的金屬閘門固定在蒼白的天花板上，以每間診療室為單位，填滿了整條安靜的走廊。
我跟在指導員身後，踩著他的腳步順著人流往前走。全年級十三個班級的學生們一同踩踏著這條走廊，白瓷磚的地面上回蕩著淩亂而沉重的腳步聲，間或夾雜著幾聲模糊的嗚咽。
那是細小的、近乎微不可聞的啜泣，就像是這條冗長的“小白鼠”隊伍裡，有人正捂著嘴低聲地哭泣。
“別怕。”指導員輕輕地捏了下我的手，又很快地放開，垂眸低語道，“別怕。”
他沒有看向我，睫羽低垂著掩去了眸子裡的顏色，就好像這句安慰不過是例行任務，又或者說出來的話連他自己都不信。
我伸手摸向走廊一側的瓷磚，冰冷的觸感紮進我的指腹裡，攀爬著糾纏著我的心髒。
隊伍在走廊盡頭的一間診療室門口停下。
人群自覺地斷成兩截，指導員帶著我們拐彎踩上通往四樓的臺階。轉身的一瞬間我看見被留在原地的同學，他們沉默著，視線停留在光潔的地面上，就像一座座沒有生命的雕像。
沒有人敢）說話。
沒有人敢）反抗。
——這就是“規定”。
我看向走廊另一側的窗戶。一扇扇透明的玻璃窗緊閉著，傍晚的夕陽漫過窗框落在來往行人的腳下，漆黑的影子排著隊低垂著頭，整齊地向前挪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