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天！
千百年來，在中國一直代表著百姓的美好向往，百姓們視為民作主的官員為青天，將其與朗朗乾坤並稱，具體是從那個朝代起，開始有這個說法，已經無從考證了。但是現實的殘酷就在於，在數千年的歷史上，堪稱“青天”的官員，卻是少之又少。
現實中所謂的“青天”，往往都頗有諷刺意義——幾乎每一任地方官員，都會被治地百姓稱之為“青天”，所謂“青天”不過只是與戲臺上的戲子，與那離任時的“萬民傘”一般，不過只是一種買好官員的工具罷了。
所謂的“青天”往往不過只是百姓們一相情願的臆想而已，甚至是一種諷刺，即便是貪官汙吏，也可能為“青天”，也能有“萬民傘”。
不過，在興乾朝這一切，似乎正在發生變化，這倒不是因為興乾朝以大理院掌刑獄案件審理，以提刑使掌起訴，地方衙門監督的新式的司法體系，打破了過去知縣、知府獨攬刑獄審理大權，使得冤獄發生的機率大為減少。
而是因為在這些“兩張口”的官府衙門之外，還有一個“青天”，但這個“青天”並不皇帝派遣的，而是民意凝聚而成的輿論，儘管舊時也有士林的輿論，也曾一次又次讓官府灰頭灰臉的“不堪其擾”，但現在民意聚集的輿論不過只是幾張薄薄的報紙，而這價值不過幾文的報紙，往往會進入千家萬戶。
其實報紙對於大明而言，倒也不是什麼稀罕物。在唐朝就有了只行於官府的“邸報”，到了宋代時又有了行於民間的“小報”。是一種以刊載新聞和時事政治材料為主的不定期的非官方，沒有固定的報頭和名稱。“小報”是當時的一種習慣稱呼。其起始於北宋盛行於南宋。小報主要報道朝廷動態，皇帝詔諭等。不同於官報，小報的發行速度快，時效性強，而且為了迎合了讀者，其所發表的大多是中樞部門未公開的朝廷機密事件，因觸論朝庭言禁受到查禁。雖是如此，小報仍然受到士林以及在野的官僚的歡迎。
然而因為“小報”的影響力太大，嚴重衝擊了“朝報”的效果，尤其是其時不時會報道一些假新聞乃至謠言，所以宋代也曾全面禁止“小報”發行，規定凡是私下看“小報”者流放500裡，告發別人看“小報”者賞錢200貫。但由於“小報”確實很受市民喜愛，甚至許多政府公務員也以看“小報”為樂，所以雖然明令禁止，“小報”仍暢銷不衰。
在大明也曾有過興盛一時的民報辦報房，其更是從非法，變為合法行業。儘管在崇禎時期禁止民報抄傳邊事，但民報依然分佈於大江南北，其生意也是頗為興隆，這一切隨著滿清入關被徹底摧毀，滿清甚至以酷刑禁止百姓私傳小報。
不過，即便是對報產房徵稅的明朝，即便對於傳抄官府邸報的報紙，官府的態度也是加以抵制。但是這種態度到了興乾年後，被徹底改變了，早在興乾皇帝於江北潛邸時，為了傳播抗清思想，在輿論上打擊滿清，不僅由官府直接出資創辦了面向普羅大眾發行的《明報》，而且隨後又資助開辦了多家報紙。即便是在登極之後，仍然支援報紙的創辦和發行，而且還製造專門的法律管理、規範報紙的發展。
因為有法可依，所以報紙在興乾朝公開的發行之餘，報上的文章也不僅僅只是傳播朝廷的官令以及人事調動，早在反清期間，士人們就以筆為武器，在輿論上一點點的奪回失去的“山河”，用文字攻伐以維持大明的正統。在戰爭時期，士人的手中的筆是利劍、是長槍，而到興乾之後，隨著大規模戰事的結束，士人們手中的筆，也發生了變化，他們在報紙上指點河山，在報道國政的同時，又點評國政得失，以其犀利的文字維護著螻蟻小民們的利益，為其發聲。
千百年來，第一次，有人真正的為螻蟻小民發聲，儘管只是聲音，但是當報紙成為輿論，以文字為百姓發聲、鳴不平、申正義，並且屢屢讓貪官汙吏受到應有的懲罰時，這讓天下久盼青天而不得的百姓，在報紙上看到了“青天”的影子，並視為“青天”，視為其青天的一雙眼睛。
興乾五年二月，在應天府衙，一個看似簡單的報社易主悄無聲息的進行著——按朝廷的法度，申請辦報是極為煩惱的一件事，而且地方官府為了避免“麻煩”，尤其是在發現報紙對於他們來說就相當於盯著他們的一雙眼睛之後。對於報紙的態度也就越發的曖昧起來。從興乾三年後，往往都不再發放新牌照，所以想要辦報，最簡單的辦法就是購買現有的舊報房，然後再改頭換面。
“哎，當年國姓爺，恐怕怎麼也沒想到，有一天，這《洪報》，居然會易為他名！”
主事的官員，瞧著登計證上的“朱成功”名字，不禁發出一聲感嘆。
《洪報》是當年國姓爺創辦的，是為了與《明報》一同爭取天下輿論，可誰能想到，不過只是幾年，這曾經發行於江南各地的《洪報》，就已經銷聲匿跡了。究其原因倒也不是因為其它，而是因為《洪報》的官府色彩，而這種官方色彩卻隨著閩王府的式微，導致了報紙發行範圍和發行量越來越少，最終變成一個不入流的報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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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現在，《洪報》更是已經停辦長達半年——再停六個月，官府就會直接取消其發行刊號。而這也是錢蓀愛等人能以1800兩的低價買下《洪報》的原因。現在的鄭家人壓根兒就沒有半包的念頭，或者想法。對於絕大多數鄭家人來說，他們所想的不過只是做一個富家公罷了，而且憑著鄭家的家產，他們完全可以做到幾代人不愁吃用，更何況他們還是大明的王侯。
這樣一來，現在的鄭家人往往都是小心翼翼的，唯恐引起朝廷的不滿，打破了這清閒而富貴的日子。這也是他們願意賣掉報紙的原因。
“幾位先生，這《洪報》易主後，可需要變更報名？”
對於官員的詢問，早有準備的錢蓀愛直接開口說道。
“嗯，就叫《公議報》。”
興乾五年二月初九，這一天，對於大明百言是一個再尋常不過的一天，可是對於大明輿論界而言，卻是極為重要的一天，這一天在短短數年後，其發行量、發生範圍不遜於〈明報〉的《公議報》，在這一天正式創辦。只不過這個時候，誰都不知道未來。
“幾位先生，辦報除了必須遵守朝廷相應法度之外，還要記住，如果兩年內每期發行量不超過300份，官府就會要求停辦，一年內每期連續發行量少於500份，亦是如此……”
此時，這般叮囑著的官員，壓根就不知道，一個周後，《公議報》的創刊號就發行了超過5000份——其購買者大都是南京以及江南士林士子，儘管“士子”這個群體，隨著八股取士的廢除而漸漸成為過去，可是他們在民間依然有著很大的影響力。
而官員這些例行公事的叮囑，不過只是在過去的幾年裡，官府和報紙之間的角力中，官府學會的一些技巧。既然他們用法律來保護自己，那麼官服就學會了用規則來保護自己。透過設立一些規則，將一些小報紙排擠出市場。對於天下的官員來說，他們甚至想把發行量的限制再擴大十倍，然後好把天下所有私人的報紙通通都停辦了。
權利從來都是一個好東西。對於掌握權力的人來說，他們絕不願意被人監督，更不願意被無數雙眼睛盯著，哪怕是那雙眼睛，不過只是一雙非常普通的，甚至沒有任何力量的眼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