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堅馬上把腋窩底下夾著的黑皮手提包拿下，拉開鏈就往外掏錢數錢。
老頭那顆吊著的心總算放到了肚子裡，招手讓他們進店裡，裡頭有個見證人呢，單子和過戶的檔案都印好了，就等簽字按手印。
衛疆和宋盈君趁著他們進店辦手續，迅速離場上車走人。
宋子君和衛家娣坐在後車鬥的小馬紮上，看著鄭飛燕快步往這兒走，高聲提醒——
“姐夫，開快點兒！”
“衛疆哥，我飛燕姨追過來了，你開快點兒！”
但回應她們的只有車前座的笑聲。
當然鄭飛燕也沒能追上，兩條腿畢竟跑不過四個輪子。
衛家娣茫然：“盈君嫂和我衛疆哥聽到了嗎？”
宋子君感覺車子沒變快，搖了搖頭：“應該沒有，他們笑得太大聲了。”
看熱鬧的人邊離開邊笑，說“真是兩百五才花這錢租這地兒”。
鄭飛燕也是在宋盈君和衛疆離開之後她才反應過來，宋盈君那個婆娘壓根就沒想過租這兒！
她還以為自己贏了，可是錢已經交出去了，手續也辦了，她沒辦法，也確實需要這鋪子，憋著氣給租下來了。
幸虧這是徐堅的錢！
從電影院去車站的路上，宋盈君算了下帳，不計她種田得的獎勵，按她現在每天營利四五十來算，一個月下來，電影院邊的鋪子租金和各種費用就削減了收入的三分一。
當然了，如果生意好，可能跟她的流動攤營利持平，可這樣一來，她就沒有租店的必要了。
最重要的原因她沒跟衛疆說，就是電影院再過幾年就不行了。
再過幾年，全國就掀起了下崗潮，這個工廠佔比90％的工業小鎮的經濟瞬間跌入谷底。
到時鎮上的中青年會嚴重外流，大家都紛紛到省會或者隔壁江城，甚至更遠的北上廣深去尋求發展機會，鎮子從那時起就停滯了，大夥兒天天愁怎麼賺錢吃飯，完全沒了看電影的心思。
電影院從那時候起就沒什麼人去看了，只是偶爾賺點學校包場看抗日片教育片的錢。
後來幹脆連片子都不播了，電影院直接大鐵門一鎖，丟荒了。
直到20世紀10年代中期，鎮子的經濟又有起色了，電影院才又重新翻新。
而現在連通鎮子和村子的大石橋，在鎮上的新橋造起來之後，慢慢就沒了維護，成了後來的“老橋”，再後來更成了“危橋”。
宋盈君記得橋也是2015年前後拆的，但在拆之前幾年，大家基本不跟那兒過了。新橋路面寬敞，一開始只有四車道，後來擴寬成了八車道，誰還冒險走老橋？
宋盈君記得，橋面擴寬那會兒，村裡的領導和鎮裡的領導都到江城找到了她和衛疆
她和衛疆都以公司的名義資助了不少錢。
但是鎮上的車站就不一樣了，鎮子發展停滯，但車站一直保留，中心小學也是很多年後都還在。
也是因為鎮子發展停滯，鎮上的幾所中學周邊店鋪反而不多，都集中在車站和中心小學一帶了。
所以綜合考慮，還是車站那邊的店面比較有保障。
那間鋪子不算是當街，它的門開在側面，當街那邊還有一間小小的零食小賣店。
這間鋪子原先也是做小炒店的。
因為門口不是向著街邊開，雖然夾在車站和中心小學之間，所以即使這邊人流量也大，來問的人也不多，好幾個聽了價錢就搖頭走了，剩下的也就宋盈君和另一個中年女人。
鋪子的業主說：“價錢是180塊一個月，上一手的店主沒把桌椅拿走，你們拿去用吧，我這兒位置你別看往裡進了點，可是附近有電子廠呢，路過這兒的人也不少的。”
中年女人問宋盈君：“姑娘，你也是想租來做早餐嗎？要不我們一人一半店面，咱們分租，店租一人一半，你看成不？”
宋盈君見中年女人語氣和善，看著像好相處的，說：“我不做早餐，我做小吃和熟菜，主要是做午市晚市生意，分租倒是沒問題。”
這個時候個體戶不算多，女性單獨當個體戶的更少，凡是出來做生意要租店面的，能搭夥都搭夥幹。
中年女人聽了，高興地說：“我是早餐加宵夜，因為早餐的粥和包子都要半夜開始準備，我幹脆就宵夜一起幹了，那咱們時間正正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