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徐平前世，恰好有事情與此相映成趣。
那個時候的很多大人物，甚至有些高階官員，愛在記者公眾面前講英語。其實他們面對的是本國記者，本國觀眾，說的是本國事情，卻非要在話裡摻進英語去。這個習慣其實與黨進見太祖時的表現沒有不同，只是面對局勢，低下自己的頭顱，向佔據優勢的集團文化行禮。黨進低頭的是漢人文官集團，講英語的人們則在向洋文化致敬。而對於某些身份的人來說，如果如同黨進一樣想說而說錯，則更加精妙，同時討好兩個群體的人。
明白了徐平前世的崇洋媚外，和由此引起的排外情緒，便就明白了宋朝的重文輕武。
五代初期是胡族勢力占上風，便就重武輕文。而隨著時間發展，胡族在漢化，便就慢慢向重文輕武轉變。到了大宋立國，這一切就已經都水到渠成。文武之爭，是漢化和反漢化之爭。漢化成為了主流，則重文輕武就是主流。
如果沒有自己的切身經歷，身處其境理解，徐平是不會想到重文輕武是這個意義。那個年代重文輕武這套論述歷史的體系，已經又換了另一副樣子。本來這是異族反漢化而使用的詞，在經過移花接木，改頭換面之後，完全成了另一個樣子。文和武，被替換了文官集團和武將集團，而後發揮。重文輕武本就是漢人王朝的事實，史實俱在，連史料都不需要東找西找，只要把結論換掉就可以了。
會給徐平造成這樣的困惑，自然是歷史這個小姑娘，怎麼打扮都看著順眼。還有一個更重要的原因，在宋和之前的朝代，漢族勢弱，異族入主中原的時候，擁抱異族文明，主動胡化的漢族人群，表現出來的身份是武將。而在徐平前世，國門大開，最先被外面的花花世界耀花了眼，崇洋媚外的人，表現出來的身份恰恰是武將的對立面。
內在身份的重合，而表現出來的外表又恰好對立，相距千年的人群産生了共鳴。重文輕武這個話語體系，被重新打扮一番，來抬升前面兩千年他們同路人的地位。曾經是異族用來防漢化的這個詞，打扮成了漢族文化基因裡的軟弱，從根子上證明漢族文化劣等。
而由此引申出來的，便是漢人不要再犯重文輕武的犯誤，積極擁抱新文明，迎接新時代。那個打扮成軍事集團的寄生群體已經煙消雲散，但放下刀槍，拿起毛錐子，他們的同路人又在用另一種方式，幻想著再建立一個披上別的什麼衣服的世襲集團。
徐平自問，前世自己這種小人物自不足論，就是那些大人物，又有多少人敢信心滿滿地做自己現在要做的事？而禁軍集團，比前世那些不成氣候的人不知道頑固多少。
徐平並不能一一預知自己將面對的困難，但他能夠體會到，在前世做這類事情，將會有多少艱難險阻，滔天巨浪。一個不小心就粉身碎骨，甚至還要從歷史裡抹掉名字。
丈人林文思給自己取字雲行，寓意“雲行雨施，天下平也”。取的時候只是一種美好的願望，徐平卻真地要背起這個“天下平也”的責任。他不敢奢望為萬世開太平，但最少在面對外敵的時候，不能再如歷史上一般，讓這個寄生的軍事集團禦外敵瘋狂斂財，上陣全不用命。當無法支撐便搖身一變，為敵前驅，在已被解除武裝的中原大地上燒殺千裡。
永嘉之亂，中原陸沉，這片大地已失漢人武德。徐平要做的，是在中原大地上，再把漢人的武德立起來。如果天有文武二德，這就是再造天地之舉。難與不難，其間自知。
漢人的軍制其實也簡單，無關募兵徵兵，無關常備征戍，而是在文化底層、心理上面與這片土地合為一體。兵就是民，需要他們穿上戎裝就穿上戎裝，需要脫下來的時候就脫下來。穿上戎裝是兵，脫下戎裝是民。以後當不再有武人，不該有人跳著腳說“吾輩戰爭奪富貴，馬上覓封侯”，只有面臨外侮，上陣浴血殺敵的子弟兵。
兵民本一體，只是手中拿著的東西不同。外敵來侵，自當奮起抵抗，不問待遇，不問自己的前程，因為這本是自己的責任。
子曰，吾道一以貫之，忠恕而己矣。拿起刀槍為國而戰，是民的忠。對有功者封爵厚賞，是國的恕。民失忠，則加以刑戮，國失恕，則群起而攻。
這種軍事文化之下，表現出來的核心，便是不許兵將世襲，軍中不能全賴階級法。
出現歷代從軍的將門很正常，只要這是在正常的軍制之下。但是，軍中不能兵將全來自於同一個集團，世代相襲。
便如這個年代，文人投筆從戎是沒有機會的，沒有上面的人賞識你，老死也只能是一個小兵。以軍功升遷，首先你得有計軍功的資格。陣前殺敵朝廷計功，如果只是士卒，那麼賞錢是給你的，軍功升遷則是統兵官的。而在軍中，小卒基本沒有機會成為統兵官，能夠改變身份的，最好是升為班直。不管是歷史上的狄青，還是天都山下戰死的任福，他們能從小卒成為大將，都是從班直外放兵職。
班直不能類比於後世軍校，因為軍校是向全民開放，為軍隊服務，而班直不是。把軍校變成班直的形式，向社會封閉起來，就會形成軍隊脫離國家和社會的傾向。而在脫離於國家和社會之後，軍隊就有了與統治者個人結合的需求，不管這個人稱皇帝，還是換一個名字。只有與最高統治者結合，才方便他們把社會資源自己轉移。這種結合不是對統治者的忠誠，忠誠只是外在表象，一旦向他們轉移社會資源的能力不足，他們就會換個主子。
統治者喜歡這麼一個集團，就是因為表象的忠誠。只要你還有錢給他們，他們就是你最忠心的奴僕，歡天喜地執行對內鎮壓一切反對力量的使命。外戰輸了不重要，只要你付的價錢還是能比別人高，地位依然固若金湯。只是天下之財有限，而人的貪欲無限，終有一天統治者會給不起價錢，他們中的很多人會搖身一變，去找那個給得起錢的人。
這樣一個群體，戰鬥力會飛速下降，天下之財會被很快消耗。這中間的平衡能力，加上各種因素，便就成了一個朝代存續時間長短很重要的因素。混一宇內，外無強敵，付出的成本便會小一些。強敵環伺，則很快天下就無法承擔。斂財能力強的政權，支撐的時間長一些，而斂財能力弱的政權，則就迅速滅亡。
大宋斂天下之財以養兵，連皇族都要忍耐讓步，更何況其他群體。支撐這樣一支軍事力量的能力，自然也就強那麼一點點。只不過這支軍事力量是為了鎮壓內部而生，面對外敵天生就沒有戰鬥力，穩住了內部，最終還是要被外敵滅掉。
軍隊是一個特殊群體，必講階級。但如果所有事物、管理手段只剩一個階級法，軍隊也就成了私軍，成了統兵官的個人物品。軍隊對國家的忠誠，就被替換成了統兵官對國家的忠誠。而在以利益收買來換取軍隊支援的邏輯下，收買統兵官比收買軍隊便宜一點。
為誰而戰？喊口號是沒有用的，制度上保證才可以。在世兵世將，統兵官絕對掌控一支軍隊的時候，什麼樣的口號都沒有用。軍法執掌者為什麼要獨立於統兵官之外？就是要監督制度的執行。徐平設軍法司，本就是沿自漢朝的軍法正。
一切行動聽指揮，和服從是軍人的天職不是一個意思。前者說的是軍人的責任，後者說的是軍人是統兵官的奴隸。指揮不來自統兵官個人，而來自於他這個身份，來自國家賦予他的權力。個人和職務要分清，制度首先要確保這一點。
天下大事，在祀與戎。戰爭是國家大事，軍隊是國之重器，豈容幾個野心家當成自己搏封侯奪富貴的工具。兵哪怕當一輩子，也只是穿著戎裝的民，而不是脫離於社會，與國家和民族無關的一群世襲之人。兵民一體，只有在這個邏輯之下，戰功封侯才榮耀。
永嘉之亂，衣冠南渡，中原陸沉，巨大的軍事打擊之下漢人的軍事傳統喪失。如果說天下有文武二德，則自那個時候起，漢人已失天下武德。
民族的交流與融合，不可能是簡單的漢化，單向何談交流？在這個過程中間，有胡人的漢化，同樣也有漢人的胡化，同時還伴隨著反對的思潮和行動。這種軍事傳統和政治結構的形成，便就是在各族勢力、文化、利益等方方面面的交流與碰撞中完成的。
說這種軍事傳統帶著胡風，不是說他就是鮮卑人帶著來中原的，而是在入主中原之後發展出來的。這裡面有胡人風俗，自然也有漢人貢獻，特別是北地世家大族和漢族文人。
小時候看電影，坐下之後問大人的第一句話，就是：“誰是好人？誰是壞人？”小孩子需要用這種思維來認識世界。但面對滾滾歷史洪流，還要用這種思維，硬要從裡面找出誰是好人，誰是壞人來，就只能是自欺了。
如果把漢人和主動漢化的胡人統一稱為漢人，把胡人和主動胡化的漢人稱為胡人，那麼在這個交流、融合、碰撞的過程中，胡人提供了軍事實踐，漢人文人建立了理論基礎。
當然這是指一個大概，軍事理論也有胡人功勞，漢人同樣參與了實踐。
理論是依據於實踐而生，從屬於實踐，從而指導實踐。認為天生就有一個真理，你只要能夠找出來，便就天下太平了，中國人沒有這種文化傳統。天道有常，而世事無常。天道雖有常，卻無法捉摸，只有無常的世事，才能夠提供你去理解天道的途徑。
首先是新的軍事實踐代替了以前傳統的軍事實踐，才産生了新的理論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