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孝純伸出一個手指，指著我說：“你閉上眼，想象一下，假定現在不是1984年，而是1976年。早春，陰沉的天氣。這座樓不是在郊區，而是在北京城裡一個鬧市附近。樓下有造反派、武衛隊把守。空蕩蕩的樓上，只有四個‘罪行重大’的專政物件。”
“四個？在這幹什麼？”
“擦玻璃！”
康孝純進一步的說明道。
1976年清明節前個把星期，有幢五十年代蓋的大樓（當時在北京是最高的樓之一）為了承擔重要的外事任務，翻修一新。修完了，負責翻修工程的某建築公司就拆了架子，報請交工。甲方來驗收時，發現工程雖然完了，卻沒有擦窗戶，從一層到樓頂，每個窗戶都汙穢不堪。有的掛滿了白灰水泥，有的被塗抹上了文字的圖畫，一般的畫畫也罷了，偏在最最革命的口號旁邊畫了幾幅人類最古老的**圖畫，甲方是很有權力的部門，命令乙方三天之內必須把玻璃擦乾淨。不然耽誤了使用，要追究他們的政治責任。乙方當然不敢違令。可是腳手架全拆了，三天連架子也搭不起來。儘管又開“誓師大會”，又用“大批判開路”，唸了許多遍“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可還是沒人肯上去玩命。逼急了，人們就說：“只有讓造反起家的***負責人帶頭上二十層樓的窗戶外邊去擦玻璃，大家才肯緊跟。”這負責人和隊長們研究了幾次，覺得自己帶頭上固然可以，可這帶有片面性，不符合毛**關於領導幹部要學會“彈鋼琴”的教導，還是“念念不忘階級鬥爭”好，就把懸在高空擦玻璃的光榮任務交給階級敵人去幹，說明這是對他們的關懷與信任，給他們個立功贖罪的機會。
這個工地共關著四個階級敵人，一個“走資派”，姓張；一個“右派分子”，姓王；一個“特務分子”，姓李；還有一個“現行反革命分子”，是個女的，姓趙。前邊三人的罪行，跟其他“走資派”、“右派分子”大同小異，不必多說。這位趙同志的罪行有點特殊。她是個會計，也算知識分子。可很遵守舊道德，生了個兒子，自己不起名，偏請她婆婆給起名。婆婆沒文化，認為解放後“人民”兩個字最吃香，“人民幣”、“人民服”、“人民警察”、“人民小吃店”，什麼都叫人民，就給她孩子起個奶名叫人民，這還不算，從此對她兒媳婦也改了稱呼，叫她“人民他媽”，一到吃飯時，碰到小趙不在屋，她就滿街去喊，“人民他媽，吃飯羅！”
小趙當會計，遵守財務制度一絲不苟。*****起來後，造反派們要串連，要制武器，要支援本派哥兒們鬧革命。一來領錢她就死摳條文，不肯發錢。造反派就貼了張通令說：“中國人民偉大的導師、偉大的領袖、偉大的統帥、偉大的舵手只有一位，怎能另有一個人民她媽？趙××以人民他媽自居，用心何其毒也！是可忍孰不可忍……”再一查，她爹解放前賣豆腐僱過一個夥計，屬於資產階級之類，便把她揪出來定了個現行反革命。婆婆嚇死了，小孩被外地工作的丈夫領走了，只她一個人蹲在“牛棚”裡。
簡斷截說吧，就把這四個人弄到十一層樓上來了、扔給他們幾塊抹布，一盒去汙粉，交代清楚：“到時候有人送飯來，不擦淨裡裡外外的玻璃，別想囫圇著出這個樓。”因為樓上太冷，造反派說完就到樓下門衛屋中烤爐子去了。
這四個人全是在“牛棚”被專政慣了的。開始來時，互相既不敢說話，也不敢隨意朝窗外亂瞧。幹了一陣，看到身後當真沒有人拿鞭子在監視，精神上就鬆懈了點。先是使勁的咳嗽、嘆氣，看看並沒人來制止，隨後就升起一股想要互相說說話的慾望。你看我，我看你，彎彎嘴角，皺皺眉頭，可就沒有人挑頭說第一句。這時老張（就是那個走資派）正一手抓住窗欞，兩腳踏著半邊窗臺，身子懸在樓外空中，用另一隻手擦窗戶的外側。其他三個人都還在擦內側。老張吊在空中擦完一扇，連害怕帶累早已氣喘吁吁，便跳下窗臺挑頭說了第一句話：“咱們歇會兒。”那三個人就跟著他坐了下來。
幹活時還好忍，這一坐下休息，要說說話的慾望就更難抑制了。又是老張帶了個頭：“難得有這點自由，聊點什麼吧！”
老王說：“造反派要知道……”
老張說：“就咱四個人，裡邊還有人打小報告嗎？”
老李說：“說廢話，別說閒話，他們知道了也上不了綱。”
老張說：“你的主意好，你頭一個聊。”
老李想了想，說：“咱不是擦窗戶嗎，我講個跟窗戶有關的故事。”
好多年前（不是現在，與現實無關），在美國（揭露的是帝國主義國家，與我們無關），有一作家住在二十層樓上的一間房子裡。恰好那屋裡有一扇窗戶跟這座一樣，衝著一條又長又直的大街。他的桌子就放在這窗前。
有天晚上，這位作家坐在桌前工作。由於全神貫注在作品中的人物命運身上，忘了時間，也忘了自己所在的地方，所以他中間停下筆來點菸的時候，看到窗外迎面有人朝他走來，他並沒介意，仍想著他正寫的文章。
他吸了口煙，想休息一下眼睛，就習慣地又朝窗外望去。就在這吸一口煙的功夫，迎面來的那人走近了，他這才看到這人身上還揹著個東西。開始還看不準背的是什麼，但那人一步步走近，也一步步升高，眼看和他位置相平了，才看出他背的是一口上了銀漆的棺材。
作家心裡挺奇怪：“這重重的東西，為什麼一個人揹著？”他剛這麼一想，迎面那人似乎聽到了他的心聲，就抬起了頭，這時已經離著作家的視窗很近了，作家看到這人臉色蒼白，一臉怒容，不由得打個冷戰。這時他才意識到，自己是坐在二十層的高樓上，時間已是午夜，就大叫一聲，用手捂上了臉。
這一聲叫後，四周又恢復了沉寂。作家聽了半天沒動靜，把手慢慢從臉上拿下來，再看窗外，仍然月光如水，往下看，一條白淨淨的大路空無一人，一直伸向無限遠處。
他出了一身冷汗，心想這是寫作時間太長累花了眼，便洗洗澡睡覺了。此後一切正常，他也就淡忘了這件事。
幾年之後，他去另外一個城市辦事。他要去的那個部門，在一座摩天樓的最上一層，那時還是舊式的電梯，由專業電梯工開動。他走進這幢大樓時，正有一群人撞進電梯，他緊趕慢趕，偏偏趕到電梯跟前，電梯工把門關上了。他忙敲敲門，喊了聲：“對不起，等等我。”
電梯工聽見聲音，把門重新又開啟了，笑著點點頭說：“對不起，請上。”
作家點點頭朝電梯工一看，不由得把伸出去的腳又縮了回來，心想：“這張臉如此蒼白，怎麼像在哪兒見過？”再一想，不得了，正好就是那晚上看見的揹著棺材的那張臉，他猶疑了一下，從門口退回來了，朝那張臉點點頭說：“對不起，我想起一點別的事。”
電梯門又關上，並且開動了。作家決定今天暫不上去辦事，先把自己神經安定下來再說。他轉身朝樓外走去。還沒走到門口，聽到背後一聲巨響，數聲慘叫，忙回頭看，那電梯斷了鋼繩，從幾十層樓上摔下來了，電梯上的人全摔成了肉醬。
這事成了轟動一時的慘案。警察和司法機關登報徵求目睹此事者出來作證，以便把案情查清。作家認為自己責無旁貸，便主動應召到警察局去提供見證。他受了警方歡迎，也受了更多的人注意。大家紛紛問他：“你既是匆匆趕來上電梯的，為什麼臨時又改了主意呢？”他如果會撒謊，只說：“我忽然想起忘了帶一件必用的東西，趕緊回去取它，就沒有上。”這事也許就完了。偏他是個誠實入，把撒謊看得和偷竊一樣可恥。況且，照實把自己的奇遇說出來又有什麼不好呢？便把他半夜從視窗看到開電梯人揹著棺材的事如實說了。這一下可譁然了，誰信這套鬼話呢？這顯然是騙人，為什麼要騙人？他心裡有鬼，他乾的事不敢公之於眾。於是旅館主、偵探、死者家屬、新聞記者、打抱不平的，各種人組成統一戰線，朝他圍過來，要他交代實情。他覺得受了侮辱，一怒拂袖而去。這一舉動可是熱火上澆油，人們動用輿論工具，在報紙上，電臺上向他群起而攻之，這統一戰線隊伍越來越大，大家作了各種推理和猜測，這回輪到別人拿他當材料寫小說了。
有人說他欠了遇難者中某個人的大筆債務，為了逃避償還，他把電梯破壞了，引誘那人上去，他自己卻及時跳了下來；有人說他和某保險公司有仇，為了使那個保險公司破產，他製造了這場慘案，因為這電梯和坐電梯的某個大亨是在那間公司保了險的；也有人說他是受了另一家電梯廠的賄賂來作這件事的，因為那家電梯公司和這墜毀的電梯製造商正在競爭……儘管並沒有一件猜測能成定論，有一件事卻無形中有了定論，即這個作家確有謀財害命的嫌疑，連警方也要立案對他偵察了。作家原來認為那晚上從視窗看到的景象救了他一命，是他的造化。現在才發現那景象給他帶來的災難遠比死了難受。他連死的權利也沒有了，一死便更加證明大家推測的有理，而活下去實在不如在電梯上突然死去來得舒服。
老李講到這兒不再講吓去，大家互相看看，誰也沒說什麼，就接著幹活去了。老張又掛在外邊擦了一扇窗戶，招呼大家第二次歇氣兒。
第二輪休息時，大家叫老王講，老王也講了一個臨街的視窗的故事。
好多年前，也是在個外國（到底多少年？什麼國家？都不必管他。反正不是中國，不是現在）。有個大學生獨身住在一座高樓的第二十層樓上的一間小屋裡。屋子有面窗戶臨街，窗下是條橫街。街對過也有一幢高樓，是一家旅館。那旅館有一面窗戶和他這視窗相對，如果開啟窗戶，互相能隱約看到對方屋內情形，卻聽不到聲音。
快到期終考試了，年輕人日以繼夜地複習功課。這天他念書唸到深夜，正是萬籟俱靜時，他聽到一陣爭吵聲。急忙向窗外望去，只見對面樓上所有的窗子都黑了。只有和他正對面的視窗燈光通明。燈下兩個漢子正在廝打。一個年紀大的邊抵抗邊往門外逃，一個年輕人幾次把他揪回來摔在地上。那個老人急了，把頭伸向視窗似乎要喊叫，就在這一剎那，年輕人從後邊撲上去，雙手掐住他的脖子；眼看著他搖搖晃晃地倒了下去，又過了好一會兒，年輕人才鬆開手，從老人西裝口袋掏出包什麼，察看一下，揣在自己兜裡，匆匆開門走了。老人再也沒爬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