陸文夫出題目，大家作文章，這辦法可以，這題目我不贊成。沒準老陸早寫好一篇稿子在抽屜裡歪著呢，篇名就叫《臨街的窗》。他以有準備有把握來對付大家的沒準備沒把握，當然穩操勝券。對這位姑蘇秀士，是不可掉以輕心的。
我搜尋枯腸，把與“臨街的窗”有關的一切記憶，一切構想全翻出來。先想了個愛情故事：（這年頭愛情故事最熱門兒）有個穿夾克衫、牛仔褲的青年在街上走路，冷不防被一件什麼東西砸昏了頭。正要破口大罵，抬頭看見樓上視窗裡探出來一個梳著“清水掛麵”髮型的腦袋。月亮樣的臉兒，星星樣的眼兒，銀鈴似的嗓兒，柳枝似的款兒……結果有情人終成眷屬。
我還想好一個戀愛加自學成才的故事，（這比單寫戀愛更有思想意義）男的上中越邊界保衛祖國去了。女的白天堅持生產，晚上讀電視大學法律系。天天自學到深夜。周圍所有的視窗都暗了，只有她的窗是亮的，她總喜歡掛個桃江色的窗簾，視窗又臨著京津唐高速公路，於是她的視窗就成了夜晚行車的司機們的燈標，司機們說起路線來也都說“看見桃紅色視窗往左拐！”或“距桃紅色視窗還有二十里！”最後有志者事竟成。男的在前方當了英雄，女的在後方拿到大學文憑。
這兩個構思，我有把握寫出來一定出色。準把別人寫的同題小說鎮住。連陸文夫的也鎮住！我沒寫是因為這倆構思還有點小毛病，容易叫人誤解，以為我是抄襲的。前一個使人想到施耐庵，儘管男主人穿了夾克衫、牛仔褲，還是有點像西門慶。後一個叫人記起孫犁老師，雖然把窗外的大河換成了大街，船改成了汽車，那盞燈可鐵案如山。兩位大師一個在幾百年前，一個在幾十年前，都打過視窗的主意，逼得後人沒路走，真有點兒令人遺憾。
既然虛構的故事容易與前人撞車，就從親眼所見、親耳所聞的事情中去找材料。
我有一個好朋友，住在五樓之上。他家就有個視窗臨街。夏天坐在他家窗下乘涼，常常會有意外的收穫。不定什麼時候有東西從視窗飄然而下。也許是枕頭，也許是拖鞋，大件的還有門簾。這兩口子愛吵架，一吵就爭著扔東西。還專門往窗外扔。好在二位動中有靜，不管上多大火，扔東西的時候仍忘不了挑挑揀揀；專找不值錢又摔不壞的扔，這才一直沒有砸傷過人。但對乘涼的人究竟是個威脅。可誰也不敢去勸，越有人勸扔得越厲害。幸虧鄰居有個小青年，是學說相聲的，想個主意，把他們勸好了。人們才又能繼續在那窗下乘涼。他這勸的辦法也有點特別。不是越勸火越大嗎？他勸到火頭最高時，就幫兩個遞東西供他們扔。先遞一件舊襯衣，男的接過去扔了。又遞一把破笤帚，女的奪去扔了。第三件他就把桌上十四寸彩電抱了過來，勸他們說：“這個沉點兒，兩人一塊扔吧，摔這個才解恨！”
這個材料雖有趣，可思想性差點，也不能入選。我就擴大挖掘面，找一位鄰居去採訪：
“您知道有關臨街的窗戶的事嗎？”
“誰家的窗戶？你們家的還是別人家的？”
“當然別人家的。”
這位當過治保委員，用懷疑的眼光盯了我半天，才小聲說：“這麼大歲數了，學點好。關心別人家的窗戶幹什麼？”
冥冥中自有神助，我們兩人對話，叫另一位鄰居聽見了，這位鄰居叫康孝純。
這位康工程師，讀過我的《雙貓圖》的人會記得他，是個當了二十幾年“內定右派”的老實人。如今卻成了老來紅。掛了好幾個“學會”和“協會”理事頭銜，一面在北京一個大建築公司當總工程師，一面還兼任深圳某個廠家的工程顧問，三天兩頭飛翔於北京廣東之間，他把我拉到一邊說：“你要找材料寫小說是吧？臨街視窗的故事您想聽幾個？”
我說：“您能講幾個？”
他說：“我蓋了一輩子房子！假定一棟十五層樓房有兩面臨街，每層每面三十個房間，就有900個視窗臨街，哪個視窗內外不發生點故事？”
“您這麼說可透著玄。”
“一點不玄，這還只是說我親自參加蓋的房的視窗，要再加上我聽來的關於視窗的故事，那就更沒數了……”
我說：“既這樣您就行行方便，給我講一兩個，好不好？”
“好。可今天不行，我得回去查查日記，翻翻資料，等我作好準備再跟你講。”
我以為他是說說玩的，便由他去了。仍然絞盡腦汁自己打主意。星期六晚上，我正為想不出結果咒罵天地鬼神，管傳呼電話的大嫂在外邊喊我去接電話。
電話是康工打來的：“您還要聽臨街的窗的故事嗎？明天提幾瓶啤酒，一包燻豆腐乾，到西郊魯谷村414工地找我。明天工地休息，我告訴值班人員在門口等你。”
我仍然認為他可能是開玩笑。這位工程師辦什麼事都嚴格準確，一絲不苟。連開玩笑也認真嚴肅地開，板著臉叫你分不出真假的時候是常有的。但我還是按時去了，並且背了四五瓶啤酒，一包燻豆腐乾，一斤月盛齋的醬牛肉。我想即便是個惡作劇也還是有趣的，我願意上這樣的當。
這個414工地，在魯谷下了地下火車後，還要走十幾分鍾，在舊魯谷村西頭一個丁字路口，是一個塔式高樓，已經建到第三十二、三層了。滑動腳手架還在向上升，不知總共有多少層。因為沒完工，周圍還用刺鐵絲攔著，我找到入口處，上了年紀的看門人正拿著一頂安全帽在收發室等我。他說：“康總在二十一層等你。”並把我引到了一層入口。
這座樓走近了遠比在路口看著大得多。按佔地面積看和著名的東京“京王普拉札”大小差不多。星期天，工地上空無一人。主體結構雖起來了，裝修活兒還全沒動。所以樓裡邊黑暗、潮溼，到處是碎磚斷鐵又寂無人聲。走著走著我突然有一種一個人在深夜裡獨行的感覺。樓梯是裝好了，但既沒有攔杆，也沒有抹平，一層一層爬上去，既吃力又擔心。身上這一揹包酒食，隨著攀登的高度而加重分量，我的興致則隨著包裹分量加重而逐步降低。
我終於爬到了二十一層。
康孝純坐在正對樓梯的一間屋裡，屋子正中，反扣著一個裝灰漿的半截鐵桶，大桶四面放了四塊半頭磚。他自己坐在靠左側的一塊上，其餘的幾塊空著。看我上了樓梯，他站起來朝我招招手，我走進了屋子，他指指扣著的大桶說：“東西放在這兒。”
我把包放下了。
“咱們現在就談吧。”他正正經經地說：“你要錄音嗎？”
我說：“我、我以為你也許開玩笑，沒有帶。”
“我給你預備了。”他回身從他坐的地方提起個綠書包，拿出箇舊式的，人們叫“磚頭式”的黑色錄音機。推推我的揹包，也放在大桶上。然後又朝我招招手，走到並排的三個視窗前邊。
“你先看看這個環境。”
站到窗前，才知道我離開地面有多高了，道路像一條鑲了綠邊的淺灰色帶子，垂直掛下來，到樓跟前又分作兩條，向左右延伸出去。汽車像硬殼甲蟲，無聲地滾動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