還可以參加廷議和廷推,參與朝廷大政方針的制定,監督其執行。
他們的許可權還有考察官吏,明朝對官吏的考核有兩種方式,一種是以上制下,由吏部和都察院進行考核,稱“考察”或者是“考滿”;另一種是以下制上,由科道糾劾,六科給事中是以下制上的主力軍,一般地,吏部負責各級官員的考核,但同時要要給事中們負責把關,只有透過吏部和給事中的共同考核,才能對官員進行評判。
尤其在每三年的“京察”即考核在京百官時,給事中擁有不小的權利。
綜上所述,給事中具備了人事監督、紀委和業務部門的權利等的權利,非同小可!
監察御史屬於都察院,最高位置是左都御史,可與六部尚書同起同坐,負責監察各級官員的違法行為,還參與對官員經濟政策的稽核,
大部分的科道官員的官階基本上不高,只等於地方上的七品縣令,這是朝廷以小制大的一種措施,但不要小瞧他們,號稱手握天憲,動輒地動山搖!
能夠讓這些品級不高的科道官員活躍起來的一個主要原因是“風聞奏事”體制,告人不用負責任,幹嘛不告呢?
北宋自太祖開始留下不殺文官的祖訓,基本為後代遵循,還有一個潛規則,那就是科道官員輕易不能殺,不可動,否則,你是不是心虛了,你怕什麼?!
明朝自太祖立鼎,起初科道官員尚能積極完成其職責,但到了前明中期,吏治敗壞,朝臣們結黨營私,先後掀起一波波激烈的鬥爭。掌握諫言、參劾大權的科道官員常常成為黨爭拉攏的物件,以實現黨同伐異、攻擊政敵的目的。這種以敵人之是為非、以敵人之非為是的作風,很明顯會讓皇帝真偽莫辨,讓政治資訊失真、失靈,上下壅蔽的現象就會危害朝廷的統治。
明朝中後期,科道官員的行政職能、職業操守都發生了質的變化,
所以在馬士英所治的《前明國史》中明確地指出:前明亡於黨爭!
現在的皇帝還是姓朱,將來皇帝還是姓朱,不可能自家人打自家人的臉面,把責任推到奸臣的頭上,從而乾乾淨淨地把皇帝洗白。
既有奸黨,那麼從屬於奸黨的科道官員充當了馬前卒,經常成為黨爭的急先鋒,其破壞力不容小覷。
新明既立,顏常武來了個一刀切,將“風聞奏事”給收了回來,科道官員還存在,但沒有那種告人不負責任的權利。
他是海賊行強權,文官們雖有不滿,但無人敢反他。
如此一來,科道官員的權利大縮水,帶來了業務官員如六部官員、地方官員的威權上升,官員貪贓枉法,憑勢欺人的事件漸多,民間怨氣有所抬頭,而執政的監國公主魄力不足,對於這樣的情形控制不力,漸漸力不從心。
比方說,新明十年七月,兵部準備派遣兵部郎中趙新華前往北海,料理凱旋官兵夫船事務,朱真真接報後專門釋出上諭,囑咐這些人不要藉機勒索地方、欺壓百姓,尤其告誡中央官員不要和地方官員沆瀣一氣。
然而她也知道雖然三令五申要嚴懲不貸,可苦於無人舉報彈劾,有法難施。
御史本來應該對這種事上奏,可是問題在於“此等事,科道雖有風聞,因無實據,未便題參。地方督撫,又以官兵勞苦,不想得罪中央官員,不行劾奏,以致如此”。
朝廷既希望科道能夠彈劾不法,又不願他們風聞奏事,也就是說透過如何科道獲得足夠準確的資訊,對於新明的統治者來說仍然是個很矛盾的問題。如何解決這個矛盾,朱真真除了再次強調要嚴懲不貸外,似乎別無他法。
之前還算好,待到皇太孫主持朝政,朝議洶湧,藉機要求他恢復科道官員“風聞奏事”的權利!
……
聽朱和坪述說他的苦惱,顏琨冷笑道:“這是反攻清算,必不可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