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當下，和進入泡沫時期後期嘶吼狂暴的日本經濟相比較起來，整個共和國的經濟就是個緩慢行走的巨人。
甚至因為面臨著闖價格關、建材緊缺、三角債開始氾濫，以及國企普遍經營不善，大量企業的產品已經不再符合市場需求的諸多問題，這個巨人的步履愈加盤跚，宛如深陷泥沼。
不過，這並不意味著共和國的資本市場就是一潭死水，絲毫沒有撈錢的機會。
甚至反而因為國內經濟發展面臨著重要的時間關口，這成了某些人一夜暴富的良機，創造出了國內第一批真正意義上的富豪。
所有經歷過這個年代的人基本上都知道，從1981年開始發行的國庫券，因為缺少流通性，很不受歡迎。
因為乏人問津，許多地方都以硬性攤派的方式要求企事業單位的職工來認購。
有些企業還利用國庫券變相降價，用來推銷積壓產品。
這樣一來，這種東西出現價格扭曲就是必然的了。
急需用錢的人，不惜低價出售，有的能低到五六折。
許多腦子靈活的人，也願意以低價收購等待到期獲利。
於是就由此催生出了地下黑市。
國家制止無效，便在1988年3月，被迫作出《開放國庫券轉讓市場試點實施方案》，允許國庫券上市流通交易。
滬海、深圳、武漢等七城市率先試點開放，很快就又開放了五十四個城市。
滬海不但由此誕生了註冊資金三千五百萬元的第一家國內券商——萬國證券。
也出現了兩個走在巨浪尖上的代表人物——萬國證券的第一位總經理管金生，以及後來被資本市場稱為“楊百萬”的牛散，楊懷定，
當時，全國銀行並無聯網，所以各地的國庫券價格相差很大，這就造成了相當可觀的利潤空間。
管金生是第一個從國庫券流通中嗅出商機的機構券商。
楊懷定是個文化程度只有初中，從工廠辭職的普通工人。
儘管他們的資金規模、參與市場的身份，和學識存在著天與地一樣的差距，不過他們的共同點就在於，都從異地買賣國庫券上挖到了屬於自己的第一桶金。
當然，靠這玩意發了財的肯定不止他們兩個。
實際上從這個時間點開始，前前後後，在全國範圍，差不多有十萬人加入了炒賣國庫券的大軍。
而在京城，也有一個小團伙洞察到了這個先機。
那就是江浩、江惠和年京這個“鐵三角”。
這個計劃是江浩最先提出的，他為此事主動去了妹妹家裡，毫不掩飾，一開口就是驚人的言論。
“我來找你們不為別的，是覺得我們現在做的買賣太沒意思了。在京城的圈子裡比起別人來，我們就是個小蝦米。別人都是大鯊魚。門路不行，我們只能吃別人的殘羹剩飯。靠山不硬，哪怕有時候走運拿到了批文，要是讓來頭大的人盯上，免不了還得拱手相讓。要是得罪了人，弄不好還會被別人背後算計一把。所以我認為，咱們恐怕得另尋其他財路了……”
江惠是一個女人，尤其又在去年剛為年京生了個女兒，成為了一個母親。
她早就對哥哥和丈夫遊走在政策邊緣的買賣提心吊膽了。
這個時候自然是支援江浩，巴不得兩個親人趕緊乾點不用擔心法律風險的事兒。
“哥說的對，國內什麼掙錢就什麼扎堆兒。現在幹這個的人越來越多，掌握批文的人也不像過去那樣好說話了。說白了就是拿批文的成本和風險都在增加，而利潤卻在相應減少。這行雖然還能掙錢，可越來越不好做了。我也認為你們該及時抽身，這種生意做不長久的……”
然而年京卻頗有顧慮，有點捨不得現在的日子。
“你們說的都對，可問題是，我們幹這個多少還能掙到錢？要是不幹這個了，我們還能幹什麼呢？現在我的公司每個月光開工資就要好幾千塊。還有江惠那邊的利息也得還。這都是錢啊。我可不敢再像過去那樣坐吃山空了……”
於是江浩便不失時機的拿出了早就想好的主意。
“我們可以從國庫券上搞錢嘛。我有內部訊息，最遲下月，全國好幾個城市就可以上市流通國庫券了，否則國家每年國庫券任務怎麼完成啊。你們都清楚，天下最難兩件事——計劃生育和推銷國庫券，那都是當任務硬壓下去的。但現在可不一樣了，只要國庫券能交易，這玩意立刻就能變成香餑餑。我都打探好了，現在的國庫券都是五六折買到手。那你們想想，這筆生意還有風險嗎？買到手裡，只要弄到市場交易出去賺個差價那就是錢。幹不幹？”
他這一說，又是江惠先動心了。
她畢竟是金融行業的從業者，比較瞭解國庫券的相關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