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芝龍的黑人軍隊忠實可靠，而且這些“黑番鬼”“猛過白番鬼”，軍餉也低於白人。而且黑人擅長鑄造和操作火銃，為鄭氏家族的發展提供了部分武器保障。《在華方濟各會會志》中就載:
"這些士兵是鄭芝龍從澳門和其他地方弄來的。……他們的連長叫馬託斯(LuisdeMatos是一個聰明、理智的黑人.....一官手下一直有大量的從澳門來的棕褐色的基督徒為其效勞。他們有自己的連隊，是優秀的銃手。他(指鄭芝龍最信任他們，用他們護身、充兵役。"
這些黑人為鄭氏家族事業的發展和鞏固貢獻不少。他們十分忠心，捍衛自己的主人，為主人赴湯蹈火，為主人而戰，並得到中國人的良好待遇。許多時候，黑人還透過語言的方式和勇敢的行為來表達對主人的忠誠。鄭芝龍對來自澳門的黑人是十分寬容的，傳教士記載：有一次，黑人通宵達旦地慶祝耶穌升天節。黎明時鳴號放槍，鄭芝龍突然聽到這巨大聲響，吃了一驚，因為他事先未得到訊息。得知原因後，他就下令賞眾人酒水、糕點，並賜銀作為白天繼續慶祝的費用”。鄭芝龍對手下非常寬容、愛護，難怪那麼多澳門黑奴逃出澳門前來投奔他。
隨著其後鄭家軍隊權力為鄭成功掌握，這支黑人精銳部隊也成了鄭成功的手下。據記載；在鄭成功進攻南京的戰役中，這支黑人部隊參與的南京城牆下和長江邊的血戰；在收復臺灣的戰役中也有黑人部隊參戰。其實這不是當時唯一的黑人部隊，當年明清兩代廣東地方的官員都曾大量僱傭黑人為士兵，1637年英國的威德爾率艦隊從果阿航行至澳門，他們的勘探河流情況的探測隊於中途被中國艦隊攔住，不讓他們前行，明朝艦隊上的通事(翻譯就是一些從澳門逃出去的黑奴。中方官員透過通事規勸這支隊伍返回。最終這支英國的探測隊返回了澳門。《方濟各會中國書簡彙編》中也記載了從澳門逃出來的黑人基督徒成了“廣東省軍隊的總兵(CapitanGeneral”的手下，竟有200多個黑人基督徒。
至於這批黑人的最後歸宿，幾乎就沒什麼資料可查了。明代蔡汝賢長期任廣東布政司參政，職掌邦交貢賜之務,因職務與地利之便，得以累積他對來華歐人的觀察與記錄，繪製成《東夷影象》,其中記載:"嘗見將官買以衝鋒，其直頗厚，配以華婦，生子亦黑。久蓄能曉人言而自不能言，為諸夷所役使，如中國之奴僕也，或曰猛過白番鬼雲。"也就是說確實有黑人和華人婦女結婚生子的事，但我認為這些能和華人結婚的畢竟是少數，當時中國人普遍的認為他們是“黑鬼”的。可能這批鄭家的黑人僱傭軍就此孤單老死在了臺灣島上。
才子，難免瀟灑風流，而在於男女之事上，又多是浪漫不羈。也就是說，倘若一個才子，居然不懂得浪漫，那他多半是白當了。清人趙翼的《二十二史札記》引《朝野異聞錄》，說到唐寅，那才是一個夠水平的的浪漫文人，多情才子，自稱“江南第一風流才子”。這封號，無論在文學史上，還是在普通老百姓心裡，都是有口皆碑一致認可的。“吳中自祝允明、唐寅輩，才情輕豔，傾動流輩，放誕不羈，每出名教外。今按諸書所載，寅慕華虹山學士家婢，詭身為僕，得娶之。後事露，學士反具資奩，締為婚好。”無需多言，這講的是我們耳熟能詳的“唐伯虎三笑點秋香”的故事。
當然，野史所記不能全信，至於唐寅是否真的做過這種事，或者，沒做過這種事，在一定程度上已無關緊要了。但他一定浪漫，而且相當浪漫，這是可以肯定的。在李國文《中國文人的活法》一書中，他也提到了唐寅，而且還言此及彼：“明代中後期，才子型的文人，強調個性自由，輕易不肯隨人俯仰。縱情詩酒，放浪形骸，恃才狂傲，率性而為，成為當時非主流文壇的時尚。風氣所至，唐寅會為他心愛的華學士府上那位漂亮的小妮子，詭身為僕，這浪漫，夠意思。”明代文人的這種變數也給當時的文學帶來相當的變數，中國文學第一奇書《金瓶梅》不也正是在這個時代出現的嗎？
14世紀末15世紀初，明代的經濟已初顯資本主義萌芽，尤其在中國東南沿海地區，還形成了一定的氣候。經濟的發展使農耕社會逐漸向城市社會轉型，而那些生活在城市的“居民”對文化需求顯然要比農民要多要高。用李國文在書中的話來說：“因此，一，他們要求在文學畫廊裡有他們的一席之地；二，他們要求作家們寫出適銷對路的文學作品。於是，文化，也就成為了一個不可忽視的市場。”當寫出來的文字可以當作“商品”，當文化生產開始受制於市場時，它所帶給文人的影響完全不亞於政治，甚至還強於政治。“閒來寫就青山賣，不使人間造孽錢”，唐寅在《言志》中表達的正是不再買賬於官方，不再受累於禮教的宣言。
對此，我曾參照索引在《中國古代小說百科全書》中找到過幾個相關典故。江南名士何元朗在會見賓客時，當場脫下**的鞋子行酒，王世貞為之還做長詩一首；戲曲家臧晉書與孌童遊樂，被彈劾罷官歸裡，湯顯祖做詩送別；屠隆千真萬確患花柳性病而死，在他發病期間，湯顯祖(怎麼又是他？做詩：“長卿(即屠隆苦情寄之瘍，筋骨段壞，號痛不可忍。教令闔舍念觀世音稍定，戲寄十絕。”需要補充一點，在古代得了性病並不關乎道德品質，相反它還被視為風流韻事，因此，湯顯祖這組詩絕無中傷好友的嫌疑。
什麼時代成就什麼樣傳統，什麼作家寫就什麼作品，這話是一點都沒錯。記得先前讀過一本書，名叫《巴黎的放蕩：一代風流才子的盛會》，它寫的也是一幫風流人物，只不過是不同時空下的不同人物。那是20世紀初的法國巴黎，在那兒，儼然已成為了世界藝術先鋒首都。像畢加索、馬蒂斯、特立斯坦.查拉、安德烈.布拉東、馬克思.雅各布、莫迪利阿尼……他們往往裝扮奇異，舉止怪誕，性格孤僻，還時常酗酒、嫖妓、群毆、吸毒、甚至偷盜。生活上放蕩不羈的他們最終在“慷慨大度”的巴黎留了下來，當然，他們也留給了巴黎燦爛的藝術文化。
明王朝近三百年的歷史給人留下了什麼樣的印象？有人說明朝政治禁錮，帝王刻薄寡恩，宦官勢大、密探多，是個黑暗的時期。但明史專家毛佩琦認為明朝是中國歷史上的又一個昌盛時期，明朝的歷史被我們誤讀了300年，《新聞午報》刊文做出解讀，以下為原文：
都說明王朝有三大特色：宦官勢大、密探繁多、官員結黨。這一觀點長期以來佔據了評價明朝歷史的主流地位，導致明朝近三百年的歷史始終籠罩在灰色的迷霧當中。日前，明史專家毛佩琦在《百家講壇》破解“明十七帝謎案”，以史實證明，明朝是中國歷史上的又一個昌盛時期。
毛佩琦說，長期以來，明朝的歷史被大大地誤讀了。很多人認為明朝是中國歷史上的黑暗時期，政治禁錮，文化“醬缸”。而毛佩琦卻認為，認識明朝必須要回到幾百年前的歷史原點，“只有還原明朝的本來面目，才能給出一個接近事實的評價”。
毛佩琦指出，明朝事實上是中國歷史上的一個昌盛時期，現在我們所能見到的許多物質的或非物質的文化遺產，都是明朝時期流傳下來的。一個修築了南京城、北京城、紫禁城、天壇、長城，推動了鄭和下西洋，編纂了《永樂大典》時代，必定是盛世。戲曲舞臺上至今長演不衰的經典劇目《法門寺》、《游龍戲鳳》、《大紅袍》、《打嚴嵩》、《海瑞罷官》、《桃花扇》等等，演繹的都是明朝的故事。“如果沒有強大的社會經濟作為支援，高度發達的社會文化是難以維繫的，明朝的歷史被我們誤讀了300年。”
多數人心目中的明太祖朱元璋，是一個刻薄寡恩的皇帝。朱元璋生性猜疑，設立了特務機構錦衣衛；朱元璋大興冤獄，誅殺功臣，對官民實行殘暴的專制統治；朱元璋廢除了丞相制度，使內廷宦官易於控制政權，導致宦官專權，民亂紛起。但是，毛佩琦卻認為，明朝之所以能夠延續277年，朱元璋則功不可沒。